遭妖魔化的医院和医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副院长周生来在中国国际医药高峰论坛上讲：“管理体制的落后已经使我们过去赖以骄傲和自豪的医疗行业成为全国最落后的行业之一。现在有一个很不好的趋势，就是绕开体制和机制问题，片面地把问题归结为行风。”医生在利益与道德中摇摆

　　前不久，北京大学一位留日归来的教授陪太太在某医院生产。一天半的经历，促使他

愤而向卫生部部长高强反映该医院的妇产科“缺乏起码的温情关怀，缺乏必要的责任制度，缺乏应有的医德用语，缺乏基本的服务意识，缺乏适当的服务设施，缺乏充分的说明解释”。　这六个缺乏，可以说是当前公立医院的共性问题，但比之更尖锐的，却是回扣、红包、大检查、停药等行风问题。

　　药品回扣是药价虚高的关键因素，昂贵的处方让老百姓对医生的职业操守将信将疑。屡禁不绝的红包屡屡让医生遭到诟病。一位先后在三甲和三乙医院工作过的医生小于说：“老百姓都在骂药价高，可钱大部分都被流通环节吞掉了。”

　　常常是患者一陈述完病情，医生就开出了检查化验单，其中还有一些是重复检查和无关检查。小于认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举证责任倒置，医生不得不学会保护自己。二是医院的检查项目往往要给医生提成，医生开的检查越多，医生自己的收入就越高。在这样的激励机制下，的确会有医生滥开检查单的情况。医院在双重角色中两难

　　皮球踢到医院这边，的确，较之单个的医生，医院似乎更有责任，也更有能力承担类似的风险，但院方的考虑又是什么呢？

　　某医院的院长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是反问记者：“去年一年全国上下轰轰烈烈地‘打白狼’运动，打了一年怎么样？这个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产生了很多新的问题。最近打医生、杀医生的案件接二连三在出现吧？”

　　他接着说，去年主要是抓行风。河南新郑市中医医院某科主任救了一个穷人，又把这个人给扔了，结果人冻死了。如果判一个医生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也值，但这个现象接二连三还是出现呀，为什么呢？难道不说明国家的救治体系不健全吗？

　　今年要抓“看病难、看病贵”。这是医院能解决的吗？医院可以不考虑成本救治10个甚至上百个病人，但1000个、1万个病人怎么办？况且中国不是1万个病人的问题，是9亿农民的就医问题呀！“如今大家都把板子打在医院身上，如果这样能够解决问题，那我们宁可挨打，问题是不能解决问题。”这位院长总结说。

　　兜了一圈，院长道出了医院的难处：公立医院虽然被定位在非营利医院，但在事实上又被推向了市场，承担着自负盈亏的效益压力。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仁济医院院长范关荣毫不讳言医院的效益压力，他认为定位不清是当前公立医院所面临的最大矛盾：“这之间的矛盾非常突出，比如仁济医院去年总收入9亿元多一点，政府补贴只占支出数的3.5%，那么剩下96.5%的钱从哪里来？政府不给呀。而且，病人对医院的期望值越来越高，医院的运行成本相应也越来越高，但医院收入却呈下降趋势。”同时，负重前行的公立医院还须迎对外资医院的挑战。

　　医院就是这样饰演着双重角色———既要依照传统道德的要求，发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又要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则，考虑投入产出之间的成本核算，在这般长期的煎熬下，一时的角色错乱似乎也难避免。机制扭曲了医院和医生的行为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究竟是什么扭曲了医院和医生的行为？

　　回溯卫生系统在上个世纪80年代所推出的改革，专家认为，卫生系统医改举措“言其要者，是学企业搞承包，学学校搞创收。”换言之，公立医院从理论上仍从属特定政府部门，应服从于政府目标，但由于政府投入逐步降低，其生存和发展越来越多地依靠自身的运营。国家规定，医院按批发价格购进药品后，西药可加价15%出售，中药加价25%～30%出售，售药收入归医院。于是，“以药养医”之风渐起、日盛，终成今日难以收拾的局面。同时政府所给予的自主权也越来越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认为：医院为了自身利益争相购买大型医疗设备，造成不适宜的医疗技术滥用。

　　此外，由于医院普遍推行分配制度、技术承包责任制等改革措施，医生个人的收入与医疗服务收入紧密挂钩，形成了医生“开大处方、多做检查”的激励机制，促使医生提供不必要的医疗服务，造成稀缺的卫生资源的浪费。

　　一方面“以药养医”的补偿机制不合理，一方面按项目付费的支付制度极易诱导需求，在这样的利益驱动下，医院和医生惟有向患者转移经济压力———这是很容易做到的，尤其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只要克服了心理障碍。当然，很多医院都选择了这样的路径。于是，老百姓抱怨医生们心硬了，话冷了，越来越看不起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