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继明 文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7月10日全文公布，并向社会征求意见，物权立法备受各界关注。物权法制定争议最大的仍然是财产权保护的基本原则是采取“三分法”还是“一元论”。
“一元论”主张对合法财产一体保护，“放弃以生产资料所有制划分所有权类型的做法”，“放弃对某类所有制的财产特殊保护的提法”。理由是各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在法律地位上应当是平等的，要平等保护，而按所有制进行“区分”必定意味着“区别对待”，即为“不平等对待”。而“三分法”则认为我国现实存在多种所有制关系，物权法作为财产法的基本法，必须反映所有制关系，“廓清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的具体权利归属，乃是我国最重大的物权立法问题”。
物权法草案一度以“所有权的基本类型”为章名，进行了一些折中处理，然而此次征求意见稿再度明确三种所有权，即“国家、集体和私人所有权”（第5章）。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官员解释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基本经济制度是必须维护的，而且我们虽然区分了三种所有权，但实际上是一体保护和平等保护原则。
尽管如此，也还是有财产被不平等地获得、保护与利用的问题值得研究。例如，草案提倡拾得物拾金不昧，但为何“遗失物自发布招领公告之日起半年内无人认领的，归国家所有”（第118条）呢？私人拾得遗失物为何反而不能取得所有权？这就是一种财产取得方式上的不平等。又如，对侵害物权加以行政、刑事保护的规定，草案第72条规定，“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破产或者严重亏损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是否是对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加以强保护，而弱化对私人企业保护的某种暗示呢？
而且，有些为了保护弱者的制度，实践中可能会限制他们的发展。例如，农村宅基地能否转让给城里人问题。草案规定，只能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转让给符合条件的农民，而“禁止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第162条）。这类规定是担心有钱的城里人“进村”了，会造成大量农民流离失所。但是，农民进城了，他们的宅基地价值能否实现最大化？农民要发展，如何很好地通过既有财产去贷款？根本的问题是，要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治理模式，形成一个开放和流动的社会。（《学习时报》7.18）（来源：文摘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