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术批判到政治斗争

　　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在学术理论界引起普遍的反对。但由于它得到毛泽东的支持，11月30日，在拖延20天后，《人民日报》奉命转载，把它登在“学术研究”栏内。同时发表经周恩来、彭真修改审定的“编者按”，其中多处强调党对科学和艺术工作一贯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编者按”还指出：“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

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对吴晗，周恩来是有长期了解的。他力图把问题放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避免导致一场政治批判。

　　毛泽东对北京和中宣部的反应很不满意。毛泽东12月21日在杭州同陈伯达、艾思奇、关锋谈话时说：“姚文元的文章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毛泽东赞同康生的说法：“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此言一出，要害由“退田”变为“罢官”，政治批判的分量加重。

　　转眼到了1966年的2月，周恩来和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听取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并同意彭真的意见，即：吴晗问题是学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吴晗和彭德怀没有任何联系，在学术问题上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2月8日，彭真赶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的《汇报提纲》，毛泽东没有表示反对。2月12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转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在差不多的时间里，毛泽东也批准了江青搞的文艺座谈会纪要。真正反映和代表毛泽东心思的，是他审阅、修改了三遍的江青的纪要。

　　《汇报提纲》发向全国后，学术批判的空气上升，政治批判被抑制，张春桥很不满意。

　　但《提纲》又是向毛泽东汇报后以中央名义发出的，他又不敢轻易动作。于是他派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到北京“摸底”。

　　3月11日，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向彭真汇报同杨永直的谈话，请示如何答复上海方面提出的问题。许立群说：“杨永直问，学阀有没有具体对象，指的是谁？”彭真回答：“学阀没有具体指什么人，是阿Q，谁头上有疤就是谁。”许立群说：“杨永直问，上海要批判一些坏影片，包括《女跳水队员》行不行？因为有大腿。”彭真反讥道：“你去问张春桥、杨永直，他们游过泳没有？”许立群又说：“杨永直问，重要的学术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审查？”彭真说：“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彭真的回答经杨永直带回上海汇报给市委后，张春桥说：“现在有把握了，这个电话说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对姚文元文章的，《汇报提纲》的矛头是指向姚文元的，也是指向毛主席的。”这一电话事件由江青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对此非常生气。

　　彭真对吴晗的保护，使毛泽东更加深了对彭真主持下的中共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的印象。在打倒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时，毛泽东也已下定打倒彭真的决心。

　　周恩来没有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程度。几乎和毛泽东在武汉听取彭真汇报的同时，周恩来在外交部召开的第四次驻外使节会议上讲话，还在充分肯定彭真提出的“要建立一个新的外交风格”的建议。在另外的场合他还表示，今年中央要好好抓农业，他也准备下去。

　　3月12日，即将离京赴河北一些地区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调查的周恩来，写信给刘少奇、彭真等，提出：在刘少奇、陈毅等出国访问期间，可将中央掌管的外交、国防工作交彭真负责。并说：“需要我回京时，请彭真同志给我打电话，随告随到。”周恩来还向一个外国党的领导人说过：我是得到中央的批准，常常想到农村、地方上去看看。但是，在北京的中央同志现在不多，所以，我跟彭真同志订了个协定，一旦有重要的事情，他打电话要我回来，我马上回来。在场的彭真插话说：“总理在家，我们比较享福一点。”

　　然而从3月中旬起，周恩来无法在河北安身，时不时要回北京出席中央会议，讨论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在3月底两次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谈话，批判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说《提纲》是不分是非的，中宣部、彭真、北京市委包庇坏人，要是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并说中宣部是阎王，要打倒阎王殿，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凡是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中央出修正主义，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解放后我们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包下来，当时是对的，但革命越深入他们越反抗；我们面临着文化大革命，中央机关还有保皇党……必须进行这场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还要彭真对叫许立群打电话给杨永直的事，向上海市委道歉。

　　3月31日，从上海回到北京的康生向周恩来、彭真详细传达了毛泽东这三次谈话。

　　但是周恩来的心事还挂在华北农业工作。就在康生传达讲话的当晚，周恩来又启程前往河北石家庄、宁晋、冀县等地，视察并部署抗旱和邢台地震后的救灾工作。4月2日，他在邯郸写给毛泽东并报书记处的报告中说：

　　我31日晚到石家庄，4月1日到第二次地震重灾区五个地方看望群众和伤员，晚到邢台……2日到6日我在邯郸，视察各地打井抗旱春播生产工作，拟每隔10日回北京一次。如有急事，当由彭真同志告我赶回。

　　然而毛泽东发话之后，形势急转直下。4月1日，张春桥便拿出一份攻击《汇报提纲》的文章，紧接着，《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分别发表了原被中宣部“扣压”的戚本禹、关锋等人批所谓“要害”的文章。中宣部被冷落一边。4月9日至12日，周恩来又被叫回北京，中央书记处开会，由康生再次传达毛泽东近来的一系列批评后，决定撤销经中央批准并转发的《汇报提纲》。彭真和周恩来等到会的中央领导人，做了初步检查，表示“一致同意主席的批评和指示”。

　　4月16日，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叶剑英和各中央局负责人到杭州，出席毛泽东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22日，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吴晗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朝里有人，中央有，各区、各省、市都有，军队也有。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24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初步通过了经毛泽东多次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稿和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等为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名单。会议期间，周恩来找彭真谈了三次话。28、29日，毛泽东再次对彭真和北京市委提出严厉指责，并在党内一些文件上删去彭真的名字。（未完待续，下篇见8月7日《史海新报》。）（摘自《解放日报》）新闻来源：华兴时报　责任编辑：马江　田丽　实习生：马彦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