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版“辛德勒的名单”(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8月03日10:23 海峡都市报

当年的塔亭医院：病房里设有暗道，直通院后的小巷

六十多年后，当年捉虫的伙伴：陈兆奋（左）和陈天如重聚

　　Ｎ本报记者王小虎

　　60多年后，福州塔亭医院身后留下一段传奇。

　　医生护士的职责是治病救人，于是沦陷期间，仅有的三个医生成了昼夜连轴转的“永动机”，孩子捉的绿虫成了缝合肌肉的羊肠线，晒衣服的竹夹也成了手术器械，而他们面对的，是一场大流行的鼠疫，以及日军不间断的骚扰……

　　沦陷期间，医生护士的职责不仅仅是治病救人。谁都不清楚医院的地下通道，救了多少抗日志士的性命；谁都不清楚陈医生的嘴皮子，从日军屠刀下救了多少无辜百姓，但所有的人都清楚，在战争的汪洋大海上，塔亭医院就是那艘诺亚方舟。

　　这一切，都让我们想起那个叫辛德勒的德国老人，那个二战期间，凭一己之力救下1000多个犹太人的老人。

　　辛德勒成就了一段传奇，塔亭医院的白衣天使们同样写就了一段传奇。

　　福州沦陷·揭秘

　　顽童抓绿虫，抽出肠子缝肌肉

　　有战争，就会流血，就有急需动手术的病人。抗战期间，塔亭医院仅有的三个医生，组成了一支超强的“手术攻坚组”。

　　“陈宗盘主刀，陈颂盘协助，陈为信麻醉”，陈为信之子陈兆奋描述当时的组合。危急时刻，这个三人组曾连续36小时站在手术台边，没睡一分钟，没吃一口饭。

　　随便举些例子，就可以看出当时医疗条件的艰难：陈颂盘的儿子陈天如和陈为信的儿子陈兆奋，当时分别是10岁和12岁，玩耍的时候，不知不觉就成了战争中医疗物品的“生产者”，为手术室输送了不计其数的“羊肠线”。

　　“当时父亲们就教我们玩一个游戏，到医院门口的老樟树上抓一种肥肥的绿虫子，挤压虫子的肚子，弄出虫肠，然后放在白醋中蒸煮，虫子的肠子就变得直而韧，这时父亲们就会跑来收走我们的游戏战利品，然后让我们接着再玩。”陈兆奋说。

　　成年之后，这两个当年的顽童才知道，父亲让他们摘采、加工的，是做手术用的缝合线，这种线用来缝合肌肉层，用以代替急缺的羊肠线。

　　医用的镊子和钳子也有“替身”。陈兆奋回忆说，“那时候哪有这么多金属器械，医生们就拿着家里晒衣服用的竹制夹子，消毒后来代替。”

　　地下通道，变抗日义士中转站

　　由于塔亭医院是当时唯一未被日军占领的医院，日军不敢随便乱动，于是成了许多抗日义士逃生的“地下通道”，陈兆奋提供了一张当时塔亭医院的照片，指着照片，为我们还原出这条通道：

　　地下通道首先保护的是医院里的年轻女护士。当时日军每天都拼命搜寻“花姑娘”，塔亭医院门口的两个看门人就格外警惕。他俩分别叫依水和许恩恩，他们看到日军前来，不论是看病的，还是找茬的，他们就喊“大十（合起来就是‘本’字，暗指日本人）来了”，女护士们立即躲进传染病区，接着就有人在传染病区门口，大撒消毒和隔离用的白灰，当时正是肺鼠疫流行之时，日本人当然不敢贸然进入。

　　有了这样的“特殊功能”，医院的疫区慢慢就变成了转移抗日义士的中转站。当时，日军在马房巷刑讯游击队员，时不时就传来惨叫声，其中许多人被灌了煤油，许多人进去了就没有出来。里面的人很快就发现了逃生的办法，只要能翻出墙来，就跑进塔亭医院，这是唯一可以躲开宪兵的路线，在医院里，他们可以通过“疫区”，到达一个叫下池的地方（现为二院门诊部地点），到了下池，就是四通八达的小巷了。

　　紧急化装，救下重伤游击队员

　　塔亭医院的老人们，已经记不清到底有多少人从地下通道逃生，但始终记得最大规模的一次营救活动。那是1944年10月8日，福州市救火会组织了一次对日军的反攻，那起战争中，救火会有27人阵亡，23人受伤，这23人都到了塔亭医院。

　　“日军追来了，不让他们翻个遍是不行了，医院还在给一些伤员做手术，情况紧急，会讲日语的陈为信带着日军绕了个远道检查医院，用来争取时间。院长陈颂盘则组织伤员化装，混杂在普通的病人中间：头上受伤的，就包个伙夫的头巾，拿个吹火筒，在厨房里生火；截了腿的，就放进被窝里，伪装成一个严重的内科病患者；还有一些轻伤伤员，穿上园丁的服装，在院子里剪草；如果伤特别重的，就转到停尸房……总之，日本人找遍了医院，就是找不出游击队员。”陈兆奋回忆说。

　　60多年过去了，在这里工作过的老人们还在为当时的日子而自豪，他们觉得，他们展示了他们的人道主义，传播了他们的爱，无愧于“白衣天使”的称号。

　　福州沦陷·讲述

　　鼠疫治好了，

　　我娶了护士

　　柯铭汤（退休工程师）：1944年福州沦陷，当时鼠疫病大流行，死了很多人，我们工厂的工人也患了鼠疫病，病人家在马尾，公路不通，如果我不管，这两个工人一定会死，我只好去请医生。但在途中自己也染上了鼠疫，便来到塔亭医院。当时陈（陈为信）先生确诊是鼠疫病，先生认为不治就没命了，就请刘芝英护士帮助，用竹床把我从仓山区送回城内鼓楼区布司埕家里，当时我发烧高达40℃，人已昏迷不醒。后来我的病被治好了，我对刘芝英护士从感恩到相知相爱，陈先生还为我一手操办了婚礼。

　　叶耀华（前协和医院小儿科护士长，已退休）：1944年日本第二次侵占福州城，我在塔亭医院工作，陈为信先生给我最大的安慰。他说：“你们年轻姑娘，日本兵如果来医院，你们只要听到门房叫‘陈先生有人找’的代号，你们年轻护士就躲避到地下室去，让我和包护士（注：包护士是全院年龄最长的护士，时年50岁）出去应付日本仔，因为我会讲日语，日本兵若需要打针看病，我给他们打针看病。”日本兵走后，他又安慰我们年轻护士说，“有我为你们打先锋，你们可以安心。”

　　陈志勇（厦门外贸公司会计师）：1944年日寇占领福州市，日本宪兵队驻扎在梅坞汇丰银行里，当时抓了一个游击队员，被绑在树上打，当晚绳断后，他从墙边跳到隔壁马房巷里，居民帮他从塔亭街窑花井地方逃脱。日寇知道后，到处查找，并要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居民懂得陈先生会讲日语，特请先生去和日本宪兵队接洽，好说歹说，终于避免了一次“三光”惨案。

　　陈先生不但保住了医院所有财产，同时也保住了所有医务人员，特别是女护士的人身安全，这一点当时塔亭街人人皆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