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弘：制造6000个机会

　　输血不如造血，让失业、贫困的妇女通过培训，掌握各种劳动技能后重新找到自己的人生定位，是崔弘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

　　- 本报记者 张华侨

　　“看到那些外地来城市务工的人们，在付出了劳动后却拿不到工资，甚至连人身权

利都得不到保障，我就萌发了创办家庭服务公司的想法。而我们靠给客户提供高质量、高清洁的生活环境，不仅在天津打响了家庭服务的品牌，而且使许多贫困妇女通过接受培训谋求到了新的职业，改变了命运。”7月26日，天津佳立洁家庭服务公司总经理崔弘对《公益时报》说。

　　让1000多失业妇女重新就业

　　1999年，佳立洁家庭服务公司创办伊始，崔弘看到，市场经济体制下出现了大量失业工人，这个人群中妇女占了很大比例。虽然政府出台了一些针对失业人员再就业的优惠政策，但还是有很多女性徘徊在再就业的大门之外。与此同时，家庭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却相对缺乏，相应的专业培训机构在天津还是一个盲点。

　　创办家庭服务公司之前，崔弘在一家国有商场任部门经理，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和平静的生活，但危机感还是时刻萦绕在她心中——对于这家国有企业，僵化的机制正在阻碍它内在能量的扩张。

　　崔弘审时度势，对自身的能力进行了全面分析后，决定向创办佳立洁家庭服务公司的路上迈进。

　　2000年，崔弘结识了北京益民文化基金会的理事长李安民。当李安民问崔弘有钱以后想干什么事时，她说想捐钱给失学的孩子接受教育，这个理想似乎引起了李安民的共鸣和欣赏。因此，当得知崔弘想创办家庭服务公司，给失业的妇女找到就业机会的想法后，李安民给予了崔弘一定的资金支持，并说如果成功就算是投入的股份。

　　“一切都得从头开始，对于家庭服务行业，我几乎没有任何经验，压力非常大。李安民经常给我写信，说企业不论大小都要尽心努力，这给了我一种莫大的动力和希望。”崔弘说。

　　刚开始，崔弘对失业的妇女进行培训后，把她们安排到需要保洁服务的家庭从事清洁服务。但这些表面看起来简单的擦玻璃、抹桌子等家务事，淘汰率也很高，有些妇女干了一段时间的保洁服务后就因为苦和累而流失了。

　　崔弘并不气馁，她耐心引导那些失业的妇女，改变自己原有的意识形态和人生观。2000年，跟随她干保洁服务的只有几十人，但到了2003年就达到800多人，2004年则有1000多人，这就意味着有1000多人通过她提供的培训，重新找到了就业机会。

　　“我们倡导的服务理念是，服务至上，为客户带来一个温馨、洁净的世界。在客户心中树立了声誉，同时还将服务注册了商标，并当作一种品牌去运作推广。尤其是，当我们的服务质量得到企业的领导认同后，吸引了一家又一家企业由我们来提供保洁服务，由此我们的服务从家庭渗透到企业，在整个天津建立起自己的品牌。”崔弘自信地说。

　　目前，从天津一个仿古建筑的食品街、天津到北京一列火车，到银行、居民小区，都有佳立洁的工作人员在为人们创建清洁的生活环境。此外，天津市政府、市委等四大班子办公楼的保洁服务也由佳立洁来完成。

　　崔弘说，新调来一个姓黄的副市长，到天津后特别关注现代家庭服务行业的发展，他希望在天津创建几个在中国叫得响的家庭服务公司，而佳立洁在天津的声誉得到了市政府的赞赏。

　　让她们改变贫困的命运

　　扩大了影响后，崔弘通过和北京益民文化基金会的合作，从安徽招来一批妇女进行培训。这些妇女几乎没有城市生活的经验，有的人还是文盲，有人甚至连身份证都没有，她们多数已经结婚有了孩子，家庭贫困。

　　崔弘希望能过培训改变她们目前困境的良好初衷最初却受到了质疑。刚开始她派人去安徽联系贫困家庭的妇女到佳立洁接受培训时，这些从来没有走出大山包围的妇女，担心干活拿不到钱还受人欺骗，只有不到10人带着满心疑虑到了天津接受培训并从事家庭保洁服务。

　　接受完佳立洁提供的培训后，这些人找到了工作。当她们把赚到的钱寄回家里时，消息传开了。紧接着，安徽大约100多名妇女赶来天津接受佳立洁的培训后，从事家庭保洁等方面的服务，她们肯干、比天津当地人能吃苦，每月可以拿到600元至700元的收入。

　　城市生活的点滴浸染，让这些来自乡村的女青年，不仅开始注重着装打扮，而且在言谈举止上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她们在经济上获得独立后，在家庭的地位也得到了提高并受到丈夫及婆家人的尊重。

　　来自安徽现年18岁的女孩张存说，她家姐弟4人，家庭的贫困使她只读到初一就退学回家务农，她根本没有钱用于自身消费。来到佳立洁接受培训谋求到职业后，每月有700元的收入，除寄钱回家给弟弟读书以外，还有余钱存入银行。她现在还买了手机，与城市人一样享受现代文明生活。这一切的变化是她在乡村种田时不可想象的。她承认在对城市有一定认识后，希望能留在天津生活。

　　对于佳立洁之所以能为贫困妇女提供就业、在家庭服务领域取得成功的原因，崔弘说，公司实行员工制给家庭提供高质量、安全的服务，这与那些中介机构提供的服务是不能相比的：香港以及其他国家的富人家庭，为什么雇用的是菲律宾的保姆，原因就是她们将家庭服务当作是一种职业；而在中国，多数人把当保姆当成是谋生的手段，这是根本的区别。

　　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后，崔弘还与北京益民文化基金会合作，计划从西部贫困的地区招来300至500名女孩子，到天津接受培训。由于这些贫困地区的女孩子在读完小学后，因家庭无力支付学费就会失去进一步接受教育的机会，回到乡村务农的她们难以摆脱贫困的羁绊；而由佳立洁来为她们提供培训，并帮她们谋求到职业后，就能使她们走出深山，到城市开始自己的新生活。

　　开展这个项目之前，北京益民文化基金会通过甘肃省长，与当地妇联有关负责人取得了联系，希望她们能联系当地贫困的女孩子到佳立洁接受培训，以使西部贫困的女青年获得改变自己贫困命运的能力。

　　但崔弘说，甘肃妇联一个副主席来天津到佳立洁考察后，表示将帮助联系贫困女孩到天津接受培训，但基金会要给予她们一定的资金支持。显然，她们不想付出这种义务劳动。多半年过去了，甘肃妇联也没有将贫困的女孩子送到佳立洁接受培训。

　　“我们不是那种单纯给钱的扶贫，而是让她们接受培训掌握技能后，可以去赚更多的钱，以减轻社会的负担。我一直认为输血不如造血，这是我们从事公益事业的目标，更多的是带给贫困妇女一种改变自身命运的能力，也就是制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给她们带来的意义是无限的。”崔弘以充满自豪的语气说。

　　靠4元奖学金读完中学

　　崔弘致力于公益事业是有渊源的。

　　“文革”期间，崔弘的父母作为知青被下放到新疆，她出生后靠天津外婆抚养长大。读中学时，崔弘的母亲一学期只给她4元钱作为生活费，这点钱交了学费以后，书本以及生活开销就没有着落了，为了挣到每学期4元的奖学金，她每天早晨5点多钟就起来学习，靠每学期获得的4元奖学金，她读完了3年中学。

　　中学毕业后，崔弘的母亲却不希望她再读下去，认为她识几个字以后嫁人就行了。但这不是她所向往的生活，母亲的保守观念使她再一次面临失学的危险。在人生最关键的时刻，外婆给她提供了支持。

　　为了帮助崔弘完成上高中直到上大学的梦想，外婆70多岁时还在家里帮别人照顾小孩，以赚取微薄的收入供她交学费，但她读到高中快要毕业时，外婆因年老体弱无力再看管孩子了，唯一的收入来源也没有了。崔弘的高中学业眼看难以维系，她的老师给她想了个办法，劝她过继给在天津的舅舅当女儿。

　　当时由于崔弘不仅面临着无钱交学费的困境，而且她的户口也不在天津，到高考时她不能在天津参加考试，过继给她舅舅当女儿以后，这些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于是，在老师和家庭的努力下，过继给舅舅的崔弘拿到了天津的户口本，这一天正好是她18岁的生日。

　　有了舅舅给予的经济资助，崔弘顺利地读完了高中，如愿考上了天津财经学院。崔弘说，正是自己的这些经历，使她在创办家庭服务公司后，一直有一个执著的梦想，希望能有越来越多过着贫苦生活的乡村女孩走出田野到城市来，让她们也得到命运之神的眷顾。

　　截至目前，佳立洁已为6000多人创造了就业机会。

　　同时，佳立洁的品牌服务又让天津4000多个家庭以及70多家单位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