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无悔--痛悼我国著名国际法学家赵维田先生

　　2005年8月2日22时15分，我国著名国际法学家、被誉为中国的“杰克逊”(GATT之父、美国著名国际法学家)的WTO法学家、中国WTO法律研究会副会长、原对外经贸部法律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赵维田教授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北大医院逝世，享年79岁。以下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博士后刘敬东所写悼文：

　　2005年8月2日22时15分，我国著名国际法学家、被誉为中国的“杰克逊”(GATT之父

、美国著名国际法学家)的WTO法学家、中国WTO法律研究会副会长、原对外经贸部法律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赵维田教授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北大医院逝世，享年79岁。对我国的国际法学界特别是WTO法学研究来说，赵老的逝世无疑是在短期内无法妳补的重大损失。

　　这段时间，准确地说是近两年多来，我总是被赵老的那种精神所感动着，有时甚至是被震撼着，而这种感受远远超越了我师从于赵老的那个国际法领域，时常令我久久不能平静，不由得落笔写下这篇纪念文章，权当作对赵老的真诚纪念吧。

　　赵维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平生致力于国际法学研究，那是他钟爱一生的事业，即便是在病床上还十分关注着、思考着、仍不忍割舍的事业。近一段时期以来，中美、中欧之间的纺织品贸易争端愈演愈烈，为了掌握最新动态，赵老不顾病痛折磨坚持每天阅读相关报章，时刻观察着事件发生、发展的每一步，还不时提出一些问题与人讨论。思考之余，每每发出感慨：“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同时也是一个贸易大国，对于国际贸易体制、国际贸易法律制度的研究工作还远远不够啊，真正能搞懂、搞通的人还不多。如不能尽快改变这一状况，就难免在国际贸易领域的竞争中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在我国国际法学界，特别是在WTO法学研究领域，赵老可谓独领风骚，其著作《世贸组织的法律制度》一书以其深厚的法学功底、敏锐的洞察力和独特的视角为人们掀开了WTO法律制度的“神秘面纱”，在众多相关专业著作和文章中独树一帜，令人耳目一新，此书虽已出版多年，但至今仍被奉为WTO法学研究的圭臬。近些年来，赵老又先后发表了关于WTO的司法机制、《中国加入议定书》条款解读、“美国海龟案”、WTO与条约解释等多方面的专著和文章，洋洋洒洒、精彩纷呈。赵老的这些著作一改国内法学界在WTO研究领域中那种令人乏味的重复和教科书式的拼凑之风，在这个被德国著名国际法学家彼得斯曼称为“法律迷宫”、美国国会议员也曾发出感慨：“阅读WTO法律文本会令理智健全的人丧失理智”的WTO法律制度的研究领域，赵老以近八十高龄徜徉其中、执其牛耳，堪称真正的大师级领军人物。国家商务部负责WTO事务的一些同志曾多次表示：在这个领域中，他们最为佩服的就是赵老。赵老以其在WTO法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斐然成就被誉为中国的“杰克逊”(杰克逊系美国著名国际法学家、被誉为GATT之父)应属当之无愧。

　　作为一名青年学者，笔者从事国际法学研究也有十余年了，其间也有幸师从于我国一些著名的国际法前辈。在我国国际法学界，拥有解放前海外著名学府留学经历、并曾担任国际司法机构要职、享誉中外的大师级人物并不在少数，王铁崖、倪正燠、李浩培、赵理海、朱奇武等人均列位其中。同他们相比，赵老不但没有他们那些令人羡慕的留学履历，而且在年龄和资历上也只是属于少壮派，但即便如此，近些年来的事实证明赵老在国际法领域，特别是在WTO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与之相比毫不逊色。由于身在首都，所以笔者能够经常性地参加一些国际法的会议，也曾有机会聆听赵老的讲话，但真正感受到这位大师风采还是在几年前的一次购书经历中，记得那天我正为找不到一本真正能令人满意地WTO专业书籍而迷茫时，却偶然发现了赵老的《世贸组织的法律制度》，刚刚翻开书中的前几页就不由自主地被吸引住了，一口气读了下去，乃至忘记了时间。我想，任何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流畅的语言、俊朗的文风、对WTO法律制度的完美诠释以及充满智慧和理性的逻辑思维，所有这些都使人久久不忍释卷。虽然从事法学研究多年，但笔者早就对那些枯燥、乏味、机械式的东拼西凑感到厌倦，而正是赵老的这本著作才使我真正感受到国际法学的魅力，也正是这本著作才让我摆脱了对WTO研究方法的冥思苦想，一下子豁然开朗了。说来惭愧，虽然我拿到法学博士学位已有数年，但只是在这部著作的启发下才真正开始了在法学领域进行科学探索的扎扎实实第一步。

　　此后，我便开始如饥似渴地寻找、阅读赵老的大量学术文章，文中展现的其大师般的风采和独特魅力每每令我折服，那些精彩的语言、经典般的论述常常使我爱不释手，于是，拜其门下的想法便油然而生。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我提出的申请被审查通过，时任该所国际法所主任的陶正华教授得知我的想法后当即决定由赵维田先生和他本人一起作为我的合作导师来指导我的博士后研究，陶老师在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就曾在专业上给予我巨大的帮助，他这次的安排更使我终生难忘，和我同样幸运的还有上海的段爱群博士，他本人也是从事WTO法研究多年的一位青年学者。至此，我就开始了与赵老的师生经历，而此时赵老已年届78岁高龄，在审看了我的资料后欣然接受了我这名学生。

　　虽然，博士后研究并不像大学里那样正式授课，只是在合作导师的指导下完成研究任务，但作为赵老的学生，同他一道进行讨论、研究专业问题自然必不可少。在已经过去的两年多时间里，我从这位国际法大师那里得到的不仅是那些真正科学的研究方法、思维方式和全新的法律思想、观念，更重要的是我了解了这位大师鲜为人知的生命历程以及他对人生、事业的真切感悟，而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已远远超越了法学研究领域，使我终生受益。

　　赵维田，1926年出生于河北省赵县，解放前考入中央大学，1951年从该校毕业，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中国法学会WTO法研究会第一副会长，曾担任院外经贸部法律顾问。这是《法制日报》刊登的赵老的履历，但这短短几句介绍远未能揭示出赵老那丰富多彩的人生历程。两年多时间里，在我们讨论专业问题之余，赵老总是要向我讲述一段他的人生经历，谈到激动处还不免潸然泪下。

　　赵老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自幼家境贫寒，但他学习十分刻苦、成绩优异，高中毕业后竟同时收到了七、八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最终他选择了当时中国最好的南京中央大学，进入该校法律系学习。大学期间，同当时许多追求进步的青年学子一样，赵老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组织并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南京学生运动并成为其中的领袖，其间也曾一度被国民党政府关进监狱，但他却始终矢志不渝，被营救出狱后仍坚持斗争，以实际的革命行动迎来了南京的解放和共和国的诞生。解放后，他被调至团中央工作，一干就是8年，每当谈到团中央这段工作经历时，赵老都会禁不住发出感慨，他说：当时，在胡耀邦同志领导下的团中央，我担任耀邦同志秘书写作班子的成员，这段经历使我终生难忘。赵老对耀邦同志的领导作风，特别是耀邦那种善于倾听不同意见、鼓励年轻干部讲真话的领导风格十分钦佩，赵老多次感慨道：只有耀邦能容下我。他多次和我讲，那时的团中央是一个十分活跃的群体，朝气蓬勃、人才辈出，这与耀邦同志的卓越领导才能有着直接关系。他说，有一次几位青年干部给耀邦写信提出：当时流行的《东方红》中有一句歌词“中国出了个大救星”，这句歌词与《国际歌》中“世上本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什么神仙、皇帝”这句歌词是相矛盾的，因此不合适。耀邦得到这个意见后，经过一番思考当即决定：今后，《东方红》只播放曲子，不播歌词。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极富勇气的决定，耀邦那种善纳众言、敢于决策的人格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每当我问及赵老为什么能把那些精彩流畅、毫无矫揉造作之感的语言文字运用于法学的学术著作中时，他总是脱口而出：“那是耀邦的功劳”。他说，耀邦同志曾多次告诫写作班子的成员要用自己的话写文章。可以想见，在当时那种几亿人只能背诵语录、传达最高指示的年代，这句话是多么的弥足珍贵，而正是耀邦同志的这句话激励着赵老在经历了几十年的自身探索后形成了当前法学界颇为少见的俊朗文风。这种文风使得赵老的作品在深刻论述法学理论的同时，向人们展现出一幅隽永、优美的法律画卷，曾有国内法学名家感叹道：赵老的书没有一句废话，许多语言已成为法学领域的经典佳句。

　　团中央的这段工作经历对于像赵老这样的青年知识分子来说十分难得，这段经历成为影响其人生历程的最为重要的一幕。但也正是这段工作经历又使其蒙受了文革带来的巨大痛苦和精神创伤，文革开始后他便失去了工作，被下放到河南干校劳动，其间他的大女儿因忍受不了那种残酷的生活现实而精神失常，对于这段痛苦的经历，赵老自己从不愿谈起，是他的老伴儿、原来也在团中央系统工作的姜阿姨向我诉说的，姜阿姨还特意强调：是耀邦同志作出批示才使得他们的大女儿回京治疗并得以安置，这在文革刚刚过后大量冤、假、错案亟待解决的那段时期是非常不易的。

　　文革后，赵老得以重新工作，这时候耀邦同志已开始进入中央最高领导层。赵老回忆道：有一天耀邦同志专门召集团中央原来的一些老部下聚会，并问及他们今后的打算。当时一些同志选择了继续从政，后来他们陆续如愿地走上了我们国家一些重要部门的领导岗位，但当耀邦问到赵老是否愿意到国家商业部工作时，赵老却婉言谢绝了，只提出希望耀邦能安排他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法学研究工作，耀邦在了解到赵老的这个想法后当即指示团中央负责同志打电话给当时社科院负责法学所工作的张友渔同志落实此事，就这样赵老来到了法学所开始了他的研究生涯，此时他已年过半百。当赵老说起这段经历的时候，我曾经问他：“有那么好的基础和发展前景，为什么不继续从政，却转到十分清贫、辛苦的研究工作上？”这时，他总是淡淡地回答道：“当时就是不想再从政了，就是想真正搞点研究、自立其身。”每当回顾起当年的那次选择，联想到二十年来中国政治历程的大小变迁，赵老又平添了几分感慨。

　　自从进入法学所至今，赵老凭借着深厚的法学功底、认真刻苦的钻研精神得以成就斐然，在拥有众多毕业于英美著名学府、从事国际法研究和工作几十年的国际法老先生的中国国际法学界，赵老已拥有一席之地且独树一帜，这是十分难得的。当我问到他是如何对国际法开始产生兴趣时，他提到了两个人对他的巨大影响，其中一位就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唯一的中国籍法官梅汝璈先生，他说他一生对梅先生都十分钦佩，他回忆道：抗日战争胜利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需要中国向法庭派出法官、检察官，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百废待兴，从事国际法研究的人才少之又少，经多方筛选，时任复旦大学教授的梅汝璈先生脱颖而出，被民国政府选派到远东军事法庭出任法官。赵老回忆道：当年梅先生正值意气风发的不惑之年，在南京政府的欢送会上英姿潇洒，令人至今难以忘怀，当时南京城可谓万人空巷，欢送场面十分热烈，这一情形让青年时期的赵维田深受触动，乃至对梅先生的子女赵老至今还十分关注。说到对国际法的认识，另一位给赵老留下十分深刻印象的就是令人尊敬的陈毅元帅，赵老回忆道：解放初期抗美援朝战争刚刚开始，时任华东地区负责人的陈毅元帅在一次动员大会上发表讲话，陈毅元帅声音洪亮、气宇轩昂：“三八线是国际界限，也就是国际法律，不得侵犯！”陈毅元帅的这次演讲让赵老至今记忆犹新，他曾感慨道：“现在来看，我党的高级将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就对国际法有如此之高的认识真是令人钦佩！”

　　正如赵老所说，梅先生的飒爽英姿、陈毅元帅的慷慨激昂都令年轻的赵维田久久不能平静，这些刻骨铭心的事件也让他对国际法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使他终身受益。虽然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十年文革期间，中国的国际法研究工作长期陷于瘫痪，赵老本人也因为工作原因未能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但当他一经踏入法学所的大门，重新开展学术研究时，他便如鱼得水，开始了他在国际法海洋中的纵横驰骋，我想这与他就读于中央大学时所奠定的深厚法学功底，以及他经历过的那些重大历史事件而亲身体验的丰富经历是密不可分的。可以断言，只有这样的深厚理论功底以及亲历历史的重大人生经历，二者兼备，才造就出赵老这样的大师。

　　凡是取得成功的人就自然会有一套成功的方法。在讨论专业问题时，我曾多次向赵老请教，他是如何将极为复杂的法律理论乃至枯燥的条文本身阐述的如此清晰而又深刻的呢？WTO领域的资料和案例极为繁多，而又大多是外文，他又是如何掌握和提炼的呢？对此，他回答得非常实在：“搞学术研究必须脚踏实地，不能偷懒，要把问题真正搞清楚后再下笔成文，切忌人云亦云或一知半解”。他在生病期间还多次和我谈道：“我认为，人在一生中应当有点创造性，我既是这么想的也是努力这么做的，重复别人的东西没有意思”。在两年多的交往当中，我注意到：每当发现有问题需要研究时，赵老总是不顾年高自己乘公交车到图书馆、资料室查阅相关资料，有时还特意邀请一些他认为有独到见地的海外归来的青年学者到自己家中虚心求教。甚至为了搞懂一个英语单词的真正法律含义，他能查遍所有能找到的法律英语辞典，就是用这种方法，他以近80高龄完成了几十万字的美国“海龟案”的翻译工作，这篇译作是我国迄今为止最为完整地WTO案例的中文译稿，极具学术价值。

　　谈到赵老的执著精神就不能不说到他的治学严谨。学者固然应当严谨治学，但能像赵老这样严谨的学者笔者所见不多。坦率地讲，赵老的著作虽不像法学界一些所谓名家那样高产，但那些“高产”作品不是个个雷同，就是东拼西凑，而赵老的每部著作都堪称精品。就拿赵老在国际航空法、WTO法这两个国际法领域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来讲，其研究成果都是他“十年磨一剑”的结晶，较早前出版的《国际航空法》更是填补了我国在这个领域的研究空白，一经出版就成为我国航空界的经典之作，虽已过去多年但该书至今仍被人们奉为该领域的旗舰，北京大学著名国际法专家赵理海先生曾对此书赞叹不已。但即便如此，2004年国际空间法大会在北京召开前，会议组织者专门邀请赵老与会发表演讲，这当然是一份很高的荣誉，但对于这个邀请赵老却回绝了，原因很简单，他说：“我这几年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WTO方面的研究，航空法有一段时间没搞了，最新的资料我也不掌握，去了说什么呢？”赵老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能不令人折服吗？。不但如此，赵老还要求他的学生努力做到这一点，我曾多次向他谈起我也想搞一搞国际航空法的研究，但他却坚定地表示不同意，进而要求我一定要集中几年的精力搞好WTO研究，因为这是目前国家急需的。航空法过几年再搞，而且也要花几年的功夫、集中精力搞。只有这样才能做出成就。在这方面，赵老着实为我这样的青年学者做出了榜样。

　　通过两年多的交往，我还发现赵老不仅仅执著于深邃、浩瀚的学术海洋，而且在他所钟情的国际法事业中还融入了他丰富的感情色彩。例如，他经常和我提起他曾在京谋面过一次的著名国际法学家、英国的郑斌教授，他说：郑斌是一名中国人，在国际法大师云集的英国乃至国际上都享有崇高的地位，他的博士论文《论国际法院和国际法庭适用的一般国际法原则》经常为国际法院、WTO专家组在判决中引用，但就是这样一位世界公认的国际法权威，在英国生活了几十年却始终不加入英国国籍，如果他加入英国国籍，英国女王一定会向他授予爵位，但郑斌一直不为所动，他的这种精神实在令人钦佩。还有一次，美国杰克逊教授在华的演讲后亲口对他说：“没想到发展中国家在WTO领域中出现了这么多杰出的人才”。但当他听到杰克逊教授这句话后，不免对我国目前的人才现状黯然神伤，始终耿耿于怀。更应该提到的是，每次当他和我说到《中国加入议定书》的特殊保障条款时都显得十分激动，最近一次他在病床上谈及此事不禁潸然泪下，令听者为之动容，他更是多次感慨道：现在中国要和美国打官司还不得不请美国的律师，我们的人才还不行啊！激动而急迫之情溢于言表。

　　两年的时间稍纵即逝，今年我将完成博士后的研究工作，这段时间里我也撰写了几本关于WTO方面的专业书籍，在该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我深深懂得这与赵老的要求还差之千里。不过，每当我回忆起和赵老在一起的时时刻刻，我又感到十分的荣幸和满足。作为一名青年学者能有机会与赵老这样的大师相处、相知，这样的经历足使我受用终生。这段时间，赵老经常处在病痛的折磨之中，不知是他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病情还是什么其它原因，有一次他强忍病痛大声地对我说：“敬东，我生死无悔！”当我听到这句话时，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鲁迅先生曾在一片名为“生命的路”的杂文中写道：“什么是路？就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在广博的国际法领域，赵老以自己的身体力行以及辉煌成就堪称国际法知行者、WTO第一人。特别是在WTO领域，赵老以其坚忍不拔的精神和卓越的科学探索才能为我们开辟了一条穿越“WTO迷宫”之路，真心希望赵老能在这条路上带领我们做得更远些，我相信会有更多的同仁在未来披荆斩棘、不畏艰辛，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做出自己的贡献。

　　刘敬东

　　2005年8月3日 北京•濠景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