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性礼物是人情暴力

　　肢解普遍法则，索取利益回报

　　工具性礼物是人情暴力

　　消费社会学

　　王宁

　　在今天的中国，通过送礼来求人办事，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送礼之风如此普遍，以至送礼成为许多人无师自通的生活艺术。在他们看来，不送礼，就办不成事，甚至还会坏了自己的名声(如被人说成“小气”)。不管你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求人办事的时候，送礼成为一个必要的“敲门砖”。不少人深信:尽管送礼未必就能办成事，不送礼则肯定办不成事。于是，送礼成为一种求人办事的“潜规则”。我们要问是，这种潜规则是怎么形成的？它导致怎样的社会后果？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对礼物的类型作一个区分。阎云翔指出，礼物可以分成两类:表达性礼物和工具性礼物。表达性礼物是用来表达送礼者对受礼者的情感的，它既可以是送礼者的自觉自愿的情感表达，也可以是按照风俗习惯的要求而不得不进行的情感表达。相反，工具性礼物则是为了实现某种功利性目的的手段。求人办事所送的礼物，就属于工具性礼物。本文所讨论的礼物类型，只限定在工具性礼物。那么，为什么工具性礼物会在中国盛行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首先弄清楚“为什么要求人办事”。具体来说，就是:第一，办什么事，以致要求人？第二，求什么人来办事？我们先来看看“办什么事”的问题。人们之所以求人办事，往往是由于个人按照正常的途径难以获得所要的资源、机会或信息。如果正常途径可以达成个人的既定目标，人们就不必劳神费力去送礼求人。因此，工具性礼物的盛行，一定是跟某种“短缺”有密切的联系。这里所说的“短缺”，既包括物质资源的短缺(如紧俏物品)，也包括机会、信息和服务的短缺(如入读名牌小学、让名医来动手术、就业、提干或升迁、招标内部信息等)。一般来说，越是唾手可得的东西，就越没有必要去求人，因为求人办事总是有成本的。因此，我们求人所办的事(即“办什么事”)，往往具有如下两个特征:第一，该东西对当事人比较重要；第二，该东西处于短缺状态，按照正常的途径难以获得。

　　短缺总是相对的，是相对于需求来说的。这说明，短缺是供给无法满足需求的一种状况。这种供需失衡必然导致人们对稀缺资源的竞争或争夺。不仅如此，这种竞争往往是一种“零和”竞争，也就是说，一方的获取，必然导致他方或其他各方的损失。

　　而稀缺资源总是由特定的人掌控的。如果稀缺资源是一种由私人所握有、并通过市场来配置的资源，那么，围绕它们的竞争就变得简单和透明，即采取价格竞争的方式来获取。问题在于，稀缺资源常常是公共资源，它不由市场所配置，而是由管理这些资源的官员或其他相关人员按照国家统一制定的、竞争各方都要遵守的普遍规则或制度性程序来进行分配的。理论上，在这些规则面前，必须人人平等，不能因人而异，不能有“特殊”和“例外”。

　　尽管如此，在一个“特殊主义原则”盛行的儒家社会(韦伯)(即社会关系是按照人情法则而不是按照普遍法则来调节的)，对公共性的稀缺资源的竞争，常常会转变为“是否能有效地影响稀缺资源的掌控者”的竞争。因此，在“求什么人”的问题上，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求的，而是求那些握有稀缺资源、能给人们带来回报的人。如果能够获得这些人的“帮忙偏好”，就有可能从他们那里获得这些紧俏资源。而给这些人送礼物(即工具性礼物)，就是获取稀缺资源掌控者的“帮忙偏好”、从而获取资源回报的有效手段。

　　在中国，由于存在着一种特殊主义的文化传统，普遍法则常常会被人情法则所消解和取代(黄光国)。许多中国人往往会把交往对象分成“家人”、“生人”与“熟人”(杨国枢)，或“自己人”与“外人”，并分别按照不同的规则来对待这些人。因此，要想获得交往对象的特殊对待(如帮忙偏好)，那么，最好的方式是跟交往对象“套近乎”，融合到对方的“熟人”、甚至“自己人”圈子中去。而送礼正是一种用人情法则来肢解普遍法则的手段之一，它是一种利益关系人情化的仪式。

　　依照送礼者与受礼者之间的关系性质，工具性礼物可以分成三种不同的形式:行贿型礼物、情感投资型礼物和人情债权型礼物。不论是哪一种形式的礼物，工具性礼物都是对人情法则的利用，是对普遍法则的肢解，不利于社会朝着公平、公正与公开的法制社会方向发展。实质上，工具性礼物是一种人情暴力，是对人情的滥用，是借助仪式化的贿赂或仪式化的“人情债权”的宣示(礼物是其载体)，来或明或暗地索取利益回报。事实上，在这种礼物的送与受的游戏中，最终并没有真正的赢家，因为工具性礼物最终几乎演变成所有人的经济和精神负担。

　　作者系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消费者研究工作室教授、博导，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