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大医院会诊看病难看病贵

　　从上周起，晨报连续多日开通热线，倾听了市民在就诊期间的种种遭遇。昨天，晨报专门邀请了省人民医院、省中医院、南京市鼓楼医院、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南京市第一医院、南京市儿童医院和南京市妇幼保健院这南京地区七大医院的11位专家，就老百姓反响强烈的“看病难”、“看病贵”以及医患间热点矛盾展开了讨论。

　　医患焦点之看病难

　　专家号也“敷衍”

　　缘于没分级医疗

　　事件：一打进热线的患者称，他到南京某医院骨科看专家门诊，因为所找专家名气很大，慕名找他就诊的人很多，每周半天的专家门诊都要挂七八十个号，他的速度是两三分钟“解决”一个病人。但由于病人实在太多，这个速度还是忙不过来，因此，有的病人就转到了陪在一边的助手手上。这位读者说，病人花那么多钱挂专家号，就是想让专家仔细地判断病情，能及时解决病痛，如果转给助手看，那还不如省点钱直接挂普通号算了。

　　在晨报热线中，老百姓反映最强烈的一个问题是：挂了专家号，等上一两个小时，最后却短短几分钟就被打发走了。对于这一现象，参加座谈会的领导和专家都大叹无奈，大家一致认为，这一现状只因为我国目前没有对病人进行分级治疗。

　　省人民医院医务处副处长顾民表示，不是所有的病都需要看专家门诊的，作为一位泌尿外科的专家，他一天看五六十位病人是难免的，但是，顾民说，其实在他的病人中，只有30%的病人有必要看专家门诊。这只因为我国没有相关的条例规定什么病该看专家门诊，什么病不需要看，所以老百姓动不动就看专家门诊。

　　对此，省人民医院门诊办公室主任占伊扬也非常认同。他说，每位病人都要求自己在看病时专家能详细地解释病情，但在外等待的病人则持有相反心理，希望医生越快越好。南京市儿童医院副院长方宁说，为了保证专家的诊疗时间，该院曾对著名专家会诊中心的专家进行限号，每位专家半天最多只能看十位病人，但是，这一原是为了保护患者利益的规定却遭到了患者家属的强烈反对，很多患者家属为此到医务处吵，方宁无奈地说：“其实我们的专家根本就不愿意看那么多患者。”儿童医院新生儿医疗中心主任周晓玉称，该院每天几千号病人中，70%—80%都是上呼吸道感染，完全可以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区级医院解决。

　　曾经在澳大利亚留过学的占伊扬表示，在澳大利亚每人都有私人医生，生病后首先找的是私人医生，只有私人医生觉得需要转诊时才会转到上一级医院，而转到大医院还要再次转诊才行，这就很好地把病情轻重不同的病人进行了区分，我国也应该借鉴建立这种转诊制度，让患者不要一窝蜂拥向大医院。

　　方宁认为，之所以现在的病人都往大医院挤，而小医院门可罗雀，主要在于目前的社区卫生没有发展起来。周晓玉补充道，社区医疗应该由政府埋单。而且，因为目前的社区医生中专毕业的占到了80%—90%，全科医生也很少，社区医生的资质不过关使得老百姓不愿意去，所以，政府应该承担起社区医生的培训问题。医生这个职业也要求不断地学习，社区医生定期到三级医院“充电”也是必不可少的。

　　医患焦点之看病受气

　　沟通不好

　　医生缺乏人文关怀

　　事件：一位患者因为家庭矛盾服药自杀后，被送到一医院抢救，医生把她抢救过来后，她在挂最后一瓶水时，提出不愿再挂，但是护士却说：“不挂水你要问医生。”就是这样一句话惹毛了病人，科主任出面向她赔礼道歉都没用，最后从凌晨1：00多一直闹到下午5：00多，以护士的赔礼道歉再加上300元医疗费全免和医院倒贴200元精神损失费告终。

　　“一直以来医学院学生都是理科生，医学教育把人当成生物的人而不是社会的人，而现在社会则对人文关怀要求较高，医生缺乏沟通经验，就会导致医患矛盾。”兰青称。顾民则直指，医学教育没有人文教育造成了医生思维的走向不适合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医生最高层次就是能用通俗的语言告诉病人病情，目前能做到的还是不多。

　　省中医院医务处副处长郁斌表示，作为医务处副处长，他发现，他们医院有的专家看病不错，但病人就是对他们有意见，归根到底就是缺少人文关怀，但是，现在要给医生补上这堂课却很难。

　　作为一位从医20多年没有与发生任何纠纷的医生，占伊扬在与病人的沟通方面应该说是权威，不过他坦言：“觉得很累。”占伊扬说，他在南京医科大学医患沟通学担任老师，有一次，他带了学生到诊室，示范给他们看，如何才是与病人最好的沟通，然而，尽管他用最好的表情、最佳的语言对待病人，他还是感觉到，有30%的病人对他有敌意。在这样的氛围下，占伊扬表示，就更需要医生掌握沟通技巧。

　　“其实，医生不但要治生理的疾病，还要治心理病。”洪定玲说。她曾经遇到一位肝炎患者，在就诊过程中，她发现患者的爱人都没有陪他进诊室，而是站在门口观望，对于这一异常的行为，洪定玲与患者进行了几十分钟的交流，才知道他们夫妻发生了矛盾，正在闹离婚，为此，她把病人留下，等她结束门诊后再与他交流。“这可以取得患者的信任。”洪定玲称。

　　作为省中医院急诊科主任，芮庆林深刻地体会到，每天面对各式各样的病人，好的沟通非常重要。他说，他曾遇到一位感冒病人，给他开了20多元的药，但是这位经济条件较好的病人则认为医生对他不负责任。

　　医患焦点之看病贵

　　“小病大治”问题

　　根源在于卫生体制

　　事件：陈先生反映，他儿子经常会扁桃体发言，今年初，他再次因扁桃体发炎到医院就诊，尽管他多次提醒医生，儿子每次扁桃体发言都是打青霉素治好的，可医生不听，结果挂了4天的水，病没看好，花了2000多元医药费。

　　南京市鼓楼医院医务处副处长兰青承认，现在医疗行业确实存在“小病大治”的现象，而这缘于目前的卫生体制，一方面，我国是当前全球病人自付比例最高的国家，我国的自付比例达到了70%，而看病要自己掏钱的老百姓也就会觉得“看病贵”。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以药养医的政策带来了非常大的弊端，特别是在基层卫生院，完全靠药品收入维持，这就势必导致医院会在多开药上动脑筋。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产科主任刘晓梅表示，有一种抗菌素，从海关进口时的价格是30多元，而到病人手里时已经暴涨到了100多元，政府定价没有把好关。

　　中大医院肝胆胰脾外科主任刘胜利认为，“看病贵”的一个根源还是在于医患间的信任不够。他说：“我发现外科抗生素用得多后，也曾教育过医生，但是他们反问我，如果不用，万一伤口感染了怎么办？”而且，刘胜利反映，但凡药品一降价后，想开几元十几元的便宜药都开不出来，因为便宜药已经不供应了。

　　医患焦点之医疗纠纷

　　检查多多

　　因为医患缺乏信任

　　事件：家住江宁的盛先生，因为头疼到一医院挂了神经科的专家号，医生听他说了病情后，什么都没问，就说怀疑可能是脑瘤，要给他做大动脉造影，整个看病的过程前后也就两分钟，而这个检查要6000多元。没钱的盛先生最后放弃了检查。

　　省人民医院医务处副处长顾民认为，医生与病人之间最必须的要做到相互信任，做医生本身应该“生命所托，健康所惜”，现在是这种最基本的信任根基动摇了。由于病人对医生的不信任，病人不仅要与疾病作斗争还要和医生作斗争；而因为“举证倒置”，医生在帮病人诊断过程中，会尽量想着如何留取证据，而检查结果是最有效的。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肝胆胰脾科主任刘胜利介绍，为了取证，对于康复的病人，往往还要进行全套检查，以此来证明他确实已经可以出院。

　　省人民医院门诊办公室主任占伊扬说：“我在澳大利亚时曾遇到这样一位病人，他因为胸壁肿瘤在同一医生那做过6次手术，这样的情况在我国是根本不可能的，很可能第二次手术时，病人就会找医生算账，就因为我国医患之间缺乏信任。”因为医患之间缺乏信任，医生遭投诉的几率也大大增加。南京市妇幼保健院产科主任刘晓梅诉苦道，照理说医生应该把时间放在提高诊疗技术上，但是，每年却有五分之一的时间用于应付病人的投诉、纠纷。

　　南京市第一医院感染科主任洪定玲介绍，她曾遇到一位发热待查病人，在外院已经看了2个多月一直没有查出病因，到该院时病人说：“医生，我只有2000元了，你看着办吧！”“可是，会有多种原因可能导致发热待查，如果不全面检查，又怎能确定病因呢？”洪定玲无奈地说，“并不是所有的检查都是大检查。”

　　医患焦点之红包问题

　　众专家倡议不要送红包

　　事件：前不久到省中医院脑外科手术的一位病人，封了一个2000元的红包，通过自己的亲戚转给相熟的主刀医生，不过，这位亲戚并没有遂他的意，而是把红包收起来，等他手术成功出院后，又将红包还给了他。

　　南京市鼓楼医院医务处副处长兰青表示，在各家医院都有明文规定不得收受红包，而且也制定了严厉的处罚规定，其实老百姓到医院看病，99%的人不送红包照样可以看好病，之所以还有人送，就是因为缺乏信任。方宁说，老百姓到医院看病，最关心的问题就是：看好病，给个笑脸；价格便宜点。而红包、药品回扣、乱收费却会导致诚信缺失。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医务处主任顾筱琪说：“其实，医生都不希望收到红包，因为本身就是职业风险高、责任大，拿了红包后，承担的责任更大，心理压力也更大。”洪定玲说，她对于病人所送的红包，通常是作为病人的住院费先帮病人交到住院处，等病人出院时，再把发票交给病人，而这可以增加病人对医生的信任度。

　　南京市儿童医院副院长方宁称，收红包在医生中并不多见，医院重点要抓的是药品和耗材回扣。占伊扬毫不遮掩地说：“医生也是鱼龙混杂，不是每个人穿上白大褂就是好医生，因此也不免出现拿回扣等现象。”占伊扬表示，他坚决反对拿回扣，医院要毫不留情地清除这些害群之马，这样可以重建病人对医生的信任。占伊扬说，他曾多次下基层医院坐诊，很多病人带着10元、20元有限的钱到医院找医生看病的事深深地震撼了他。

　　座谈会上，11位专家一致倡议，希望通过晨报呼吁老百姓看病不要送红包！

　　作者：田万宇　华琳月　汤先锋

　　（来源：南京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