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受贿扶贫副市长困局：想做好官但无处容身

　　编者按：湖南临湘市副市长余斌因受贿款济贫，两审都被判缓刑，引发各界激烈争议。据调查，余斌在担任湖南临湘市教育局局长、副市长期间，收受贿赂22.5万元，其中有15.47万元被用于扶贫帮困、社会赞助和公务活动，2004年12月23日，湖南岳阳市君山区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五年。2005年7月7日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法院的判决引发社会各界思考，有人认为量刑过轻，受贿罪跟怎么使用受贿的款项是两个不同概念；也有人表示，余斌受贿没有自己占有，并不构成受贿罪，和那些有车、有别墅、有情妇的贪官

不同，他曾经是铁腕纪委书记，得罪了个别领导。

　　“受贿济贫”副市长余斌的命运让人想起了《天下无贼》中的王丽，所不同的是，王丽因为自己良心发现而善有善报，最后警察对她网开一面，而余斌则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在我看来，余斌的悲剧是他掉入了法律和道德的夹缝的结果。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张力”由来已久，核心问题是法律有没有人性、需不需要人性。法律和道德如何协调？从汉谟拉比法典开始，这个问题困扰了人类两千多年。一般认为，在价值体系中，道德高于法律。

　　因为法律只要求人们不要做坏人，而道德要求人们要做好人。在中国民众的心底，更希望官员是一个好人。但问题是，许多用道德的标准来衡量属于好人的那一类人，用法律的标准来衡量却是坏人。余斌案的结局之所以让人感到不舒服，就是因为他是一位道德上的“好人”，然而却被法律裁定为“坏人”。

　　关键在于，法律和道德之间虽然有冲突，但不应该总是这么尖锐，以至于让想做“好人”的官员完全无法容身。一般来说，官员们只应该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如战争、天灾时，才须要被迫在“道德上的好人”和“法律上的坏人”之间做出选择。比如有灾民快要饿死了，一个官员手里还掌管着一些法律规定不得动用的公粮，那么要不要开仓赈灾？这就会成为一个“困局”。但“余斌困局”的微妙之处在于：他发现在太平时期，仅仅是为了履行作为一个副市长的职责，自己就必须进行这样的抉择。

　　余斌说，他在任副市长期间，分管财政、城建、国土、政法、信访等工作，分管线有很多矛盾和问题需要经费解决，而财政每年所拨付的费用仅为1万元，其中还包括他用车的费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黑金”又处于充分涌流的状态，承包商钟希金一把就送给他8.5万元现金，相当于他8年多的副市长经费。这样余斌就面临选择：要么洁身自好，什么事也不做；要么“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用这笔钱来济贫和解决实际问题。余斌最终选择了不是机械地遵循法律，而是按照更高的道德律令来行事的方针以突破困局，这导致了他今天的下场。

　　平心而论，我认为法院在量刑时的确考虑到了余斌用赃款济贫的因素，因而这个结果是适宜的。像《天下无贼》中的警官对王丽那样用“法外施恩”的方式来调和道德和法律的矛盾，只能出现在电影中，否则的话，法律就没有任何尊严可言了。但承认这一点并不能回答“余斌困局”中所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一个官员只能在道德和法律之间做出选择？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让官员既做好人又不违法？……不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就会让类似余斌这样良知未泯的官员感到很寒心，最后完全摈弃道德方面的选择，而只在明哲保身和遵循潜规则而堕落之间进行选择，这恐怕非国家、民众之福吧？

　　郭松民，青年杂文家。( 人民网—江南时报) [编辑： 张刚]（来源：东北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