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涛说：之所以要进行这一上书，并非一时心血来潮，更不是作秀。
我愿意相信，杨涛等做出公民上书行为的初衷，都在于关注核心事件，“解决问题”。但另一方面，我又不免以为，当他们郑重其事地表示不是“作秀”，无意“炒作”之时，也许已经向我们透露出一种难言的尴尬：一些出于公民权利、义务的正当活动，在某种时候，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是“作秀”，是“炒作”。因此，也恰恰在这方面，我想说的是，即
使是“作秀”“炒作”又何妨？我们也恰恰认为，这样的“作秀”或“炒作”多多益善。
任何公民都可以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进行违宪或违法审查的要求，这是“炒作”作为公民权利的正当性之所在。另一方面，这样的“炒作”也使得公民与立法机关的良性互动得以实现：它使得相关民意可以更有效地反馈至立法机关，并通过民意与舆论的集束表达，更有效地提请国家立法机关的关注，最终达到“解决问题”之目的。而更重要的则是，在当下，我们对这种“炒作”还寄予着一个更深沉的愿望，这就是对法制秩序的进一步完善，亦即推动我国违宪审查机制的有效建立。
“炒作”也好，“作秀”也好，其实都代表着一种持续而坚韧的法治理想，是对于法律正义的恒定追求。我们社会需要这样的“炒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