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精英三十五年保钓梦

　　核心提示陈省身、杨振宁、丘成桐、何炳棣、田长霖、吴家玮、林孝信……这些名字几乎无一例外地拥有着教授、院士、科学家、实业家、作家等耀眼的头衔，可谓是当之无愧的华人精英。但很少有人知道，35年前，他们曾经共同参与了一次保卫钓鱼岛的运动，并被这场运动所改变。

　　一次精英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给参与者们留下了什么？35年过去后，他们的命运有几

多变迁？记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在香港、在台湾、在北京，追寻那段不同寻常的岁月。

　　激情燃烧的岁月

　　年轻的丘成桐并没有遵从师命。当时的运动骨干、作家刘大任依然记得，在筹备“保钓”游行期间，总有一个沉默寡言的青年，不辞辛劳，逢事必到，搬凳子，发传单。

　　8月9日，来自台湾、香港、美国和北京的30余位老“保钓”将齐聚西藏拉萨。除了叙旧之外，他们还将对两岸关系及中国统一的问题进行讨论。

　　这是一段参与者们极为珍视的历史。

　　在香港，著名的华裔数学家丘成桐，不顾刚从美国长途而来的劳累，腾出近一小时的采访时间，他说，找不到拒绝的理由。丘成桐是数学界诺贝尔奖——菲尔兹奖惟一的华裔获奖者。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椿萱，至今珍藏着一叠名为《水牛》的“保钓”运动杂志，留学归国的20余年里，他几易居所，但杂志一直保留。

　　1969年，美日联合公报决定：将琉球于1972年5月15日“归还”日本，其中包含了历来属于台湾的钓鱼岛。1970年底，又出现了“冲绳县警察局将钓鱼岛上青天白日旗拔下撕毁，并将台湾渔船驱逐”的事件。

　　这深深刺激着在美中国留学生的家国观念和民族底线。1970年12月19日，普林斯顿大学沈平、李德怡等人拍案而起率先组成了“保卫钓鱼岛行动委员会”(以下称“保钓”会)，强调以行动“警告日本”、“抗议美国”、“呼醒国人”。

　　那一年，加州伯克利分校的丘成桐才22岁。当时的美国校园正沉浸在反越战运动的持续激情之中。老师陈省身谆谆告诫自己的弟子，一切以学业为重。

　　但当“保钓”运动的浪潮裹胁而来时，年轻的丘成桐并没有遵从师命。当时的运动骨干、作家刘大任依然记得，在筹备“保钓”游行期间，总有一个沉默寡言的青年，不辞辛劳，逢事必到，搬凳子，发传单。他不曾料到，十余年后，这位青年居然摘取了菲尔兹奖。

　　两次游行未奏效

　　1971年4月10日，4000名留学生、华侨齐聚华盛顿。游行队伍浩浩荡荡，高唱《毕业歌》、《黄河大合唱》。留学生满含热泪，振臂呐喊“中国，站起来，起来！”

　　1970年前后的美国校园，中国留学生主要来自香港和台湾，总计人数近万人。大陆因为尚未开放，鲜有留学生赴美。

　　当时，港台留学生对于台湾当局普遍持有两种态度：激烈的反对和相对平和的改良，对于中国大陆的情感，既有向往，亦有疏离。但因为钓鱼岛的归属关系中华民族的荣辱，留美学生中的不同政治立场得以共归爱国主义的大旗之下。

　　1971年1月29日，北加州金山湾区9所高校的500名留学生在伯克利分校的呼吁下，自发集结在旧金山市，掀起了“保钓”游行示威活动。时间定在1月29日，暗合当年的“12·9”爱国学生运动。

　　香港理工大学刘佩琼教授至今记得，当天她和加州州立大学的同学们天没亮就坐着两辆大巴赶至旧金山。游行队伍从圣玛丽广场出发，沿路经“台北派驻旧金山总领事馆”以及日本领事馆，并向当时的“总领事”周彤华递交了呼吁台湾当局捍卫领土主权的请愿书。

　　但“1·29”游行之后，台湾当局并没有及时作出积极回应，这催生了更大规模的华盛顿“4·10”大游行。

　　1971年4月10日，华盛顿宪法大道与二十三街的广场，来自全美三十余所高校，17个地区的近4000名留学生、华侨齐聚于此。“保钓”运动达至高潮。游行队伍浩浩荡荡，高唱《毕业歌》、《黄河大合唱》。威斯康辛大学学生甚至自创了“钓鱼岛战歌”，留学生满含热泪，振臂呐喊“中国，站起来，起来！”

　　时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的钱致榕在日本使馆前登高一呼，慷慨陈词，以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的历史典故痛斥拱手交让钓鱼岛为汉奸卖国之行为，场下掌声雷动。

　　历经半年的激情之后，“保钓”行动却没有造成任何现实上的改变，台湾当局鲜有动作。留学生们越发意识到，钓鱼岛问题的彻底解决必须仰仗于中国的真正强大。

　　华裔学者的身影

　　丘成桐认为，“保钓”运动更重大的意义在于，当时的中国是不开放的，而它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们海外学子了解中国。

　　连续两次的游行示威让美国的新闻媒体对于一向沉默的中国学生的印象为之一变，而真正让他们开始关注到游行示威背后所蕴藏的巨大国家力量，则更多地依仗当时已近功成名就的著名华裔学者。

　　“4·10”华盛顿游行后，各地“保钓”成员合捐6万美元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整页的大广告，表明钓鱼台列屿应是中国的领土。

　　著名数学家陈省身当时正在加州伯克利分校做教授，在留学生们的再三邀请下，挺身而出，为首签名发出了一份告美国政府公开信，阐述钓鱼岛问题的实质，呼吁归还中国。丘成桐有些惊讶，他说，“老师素来用心学问，也不支持学生游行，常劝我们以学业为重，这才是爱国之正途。”

　　田长霖，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美国首位亚裔校长，彼时正是伯克利分校热系统工程系系主任，领导着18位教授。行政研究工作之外，他不顾个人利益，站在旧金山中国城的花园一角慷慨陈词，公开批评台湾处理“保钓”的态度。事后因之被列在了台湾当局的黑名单上，将近十年的时间不能回台湾。

　　芝加哥大学教授何炳棣先生，当时年过半百，但仍激情洋溢。何炳棣多次提及与杨振宁在“保钓”中的合作，并引用当年台湾当局口中的“杨匪、何匪”自况。作为海外华裔科学家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人，杨振宁1971年甫一回美，即应“保钓”学生的邀请，穿梭在全美各高校演讲，以所见中国不屈不挠之精神示于学生，感染了一批热血青年立下报国之念。

　　在一篇名为《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演讲辞里，杨振宁从他所见的上海女性穿裙子，讲到科研事业、文化传统，无往不包，最后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来作喻新中国气象之变化。

　　丘成桐忆及往昔，认为“这场‘保钓’运动，更重大的意义在于，当时的中国是不开放的，而它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们海外学子了解中国”。

　　海外“保钓”团访问祖国

　　1971年，海外“保钓访问团”第一次踏上祖国大陆，其间一场与周总理的倾谈，从深夜至次日凌晨，整整持续了6个小时。

　　1970年肇始的海外“保钓”运动在近一年的风起云涌后，引起了新中国的高度关注。尤其是1971年4月10日华盛顿大游行后，新中国政府公开声援海外学子的爱国义举。

　　1971年下半年，海外“保钓”运动在最初游行示威的激情过后，也进入了反思和总结阶段，取而代之的是各地留学生竞相开展的国是讨论会，议题也渐深入至中国前途的讨论上，促使两岸统一成为许多留学生的共同选择。“去新中国看一看”成为许多与会者热切的愿望。

　　1970年9月，全美“保钓”运动委员会总召集人李我焱，获悉了中国政府拟邀请海外“保钓”学生组团访问祖国的信息。最终，以李我焱、陈治利等5人成行，这五人均来自台湾，访问团对外名义是参加1971年的国庆观礼活动。

　　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破冰之旅。1971年的国庆前夕，由海外“保钓”运动的五位骨干成员组成的“保钓访问团”第一次踏上祖国大陆，其间一场与周总理的倾谈，从深夜至次日凌晨，整整持续了6个小时。基于当时的两岸形势，这次访问自始至终，“不上报纸，不拍照片”，成为一段被尘封的历史片段。返美后不久，访问团团员在各地留学生的要求下，四处演讲，将他们在国内的所见所闻，义不容辞地告知大家。

　　不久之后，李我焱响应周总理的号召，经联合国考试录取到联合国秘书处工作，“人生一下子发生了重大的转折”。而受访问团演讲的影响，去往联合国工作以作报国之途的留学生共有80多人，“他们大多放弃自己的专业，改而从事语文工作，并不计较个人得失。”

　　“保钓第零团”的访问成功，开通了海外学子与祖国定期沟通的渠道，其后1972年、1975年，“保钓”第一团、第二团，接连循着他们的足迹，跨过大洋。当时周总理不管多忙，总是尽量亲自接见这些海外归来的学子。

　　至1972年5月15日，美国依旧对外宣布，遵循《美日联合公报》如期将钓鱼岛的托管权交予日本，轰烈一时的保钓运动遭遇挫折，陷入低谷。

　　据南方周末网络编辑：翁正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