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高药价简直就是对百姓生吞活剥 高强：敢于自揭伤疤的部长

　　继2003年非典之后，卫生部长高强和他掌管的卫生部最近再次成为公众注意力的焦点。

　　在不久前的一次卫生形势专题报告上，这位在非典时期来到卫生部的部长痛斥部分医疗机构见利忘义，盲目追求高收入，甚至为了追求收入而损害群众利益。

　　主管官员对本行业不护短，敢于自揭伤疤，这并不多见。

　　联想到6月发生的安徽泗县的“问题疫苗”事件，以及延续至今的四川猪链球菌事件，再联想到7月底国务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的医改报告结论，高强再次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人物。

　　上任后“事件”不断

　　昨天，卫生部通报：8月6日12时至8月7日12时,四川省无新增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病例。截至8月7日12时，四川省尚在住院治疗的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病人101例，其中，病危10例。

　　7月28日，在四川猪链球菌病疫情趋于稳定，发病、死亡人数减少之后，高强奔赴“前线”检查工作。

　　媒体报道说，他脸色凝重，下车后就回避了在场所有媒体记者的提问，径直走进了前线应急指挥部听取汇报……

　　此时，离高强从副总理吴仪手中接过卫生部长一职刚3个月。4月27日，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被任命为卫生部长。6月底，安徽泗县百余学生接种甲肝疫苗出现异常。

　　刚上任不久，公共卫生领域开始不断出现举国关注的“事件”，这是高强所想不到的。

　　三个月前，曾有评论人士认为，吴仪副总理将兼任的卫生部部长一职“交班”，表明因“非典”突发而一度陷入应急状态的中国卫生工作，已恢复至常规运转状态。

　　现在，频发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似乎又开始拉响中国公共卫生工作的警报。

　　在安徽泗县疫苗事件中，高强明确指出当地卫生防疫部门存在违规之处；四川资阳人感染猪链球菌事件中，高强称农村地区的应急防疫方面确有薄弱之处，农业、卫生等部门要密切配合，把这次的疫情尽快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同时，高强强调，要坚持公开、透明、准确、及时的原则，向社会公布最新疫情。

　　和两年前——“非典”时期的话语如出一辙！

　　那时，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危机，将毫无准备的高强，推上了历史的风口浪尖。此前，他从事了几十年与卫生毫不相干的财政工作。

　　受命于危难之际

　　2003年4月的北京，“非典”肆虐，人心惶惶。定于4月18日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通报被延迟到20日。

　　20日，原定卫生部部长张文康为主角的新闻发布会上，张没有出现。一张陌生的面孔映入众多记者的眼帘，主持人介绍说，这是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

　　这是高强第一次以卫生部官员的名义现身，也是他走入公众视野的开始。

　　一位参加过这次新闻发布会的老记者回忆，发布会开始前，台上桌牌写的是张文康。临到发布会正式召开的时候，工作人员急匆匆赶来，把张文康的名字换为了高强。“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当时，就有许多敏感的记者议论开了。”这位老记者说，4月初的时候，高强的身份还是“国务院副秘书长”，4月6日下午还曾陪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副总理吴仪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考察工作，同卫生部领导成员和部分著名医学专家进行座谈。

　　历史的许多细节就是在如此不经意间定格。当天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高强以卫生部常务副部长的身份宣布：“5天以前，卫生部公布北京确诊病人是37人，现在是339人，增加了302人。”

　　同时，相对于张文康“北京是安全的”的论断，高强告诉媒体，“在北京是不是安全，由大家自己来判断”。

　　这个微妙的变化很快就显出它的实质意义。当天下午，新华社获授权发布消息：免去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的党内职务。4月26日，胡锦涛签署主席令任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兼任卫生部长。此后，“非典”防治开始发力。

　　向政协委员作“检讨”

　　今年两会期间，高强更是出人意料地向政协委员作了一回“检讨”。

　　原来，去年政协全体医卫界委员联名提案，提议借鉴中央经济领导小组的成功经验，成立中央卫生工作领导小组或国务院卫生工作领导小组。但一年过去了，似乎没有什么动静，一些委员表示不理解。“老实讲，我办事不力，没有提出一个特别像样的方案报国务院。”高强的言辞很恳切。他表示，自己也非常赞同大家的意见，但卫生工作毕竟牵涉到诸多部委，部际间的协调效率和落实问题很难，加之又不想搞一个不痛不痒的方案，所以一直拖到现在。“大家要批评的话，就批评我办事不力、效率不高。今后大家有意见还要尽管提，提得更具体、更明确，要求得更强烈一点，推动卫生工作的进步……”结果，台下委员们掌声一片。

　　执政难题

　　“非典”大考催生了“官员问责”，也让亲身经历此事、财政系统起家的高强重新反思以往的卫生工作和卫生体制。“非典”结束的当年，高强就大声疾呼，公共卫生涉及全国人民的健康权益，是政府的重要职责。各级政府要增加卫生投入，加强卫生基础设施建设。

　　接任卫生部长没几天，在医院管理年工作会议上，他强调指出，医院具有公益性质，收费要考虑群众的承受能力。

　　“全国有45%以上的患者应该就诊而未去就诊，有近30%的患者应该住院而未去住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医疗费用过高。如果这45%和30%的患者都能够成为我们的服务对象，医院的收入会减少吗？希望大家换一个角度来考虑。”

　　今年两会期间，高强更是发表了“虚高药价简直就是对百姓生吞活剥”的言论。同时表示，卫生部将就如何整治药价虚高拿出详尽的办法。

　　安徽泗县问题疫苗事件中，该县大庄镇卫生防疫保健所在生存与利益的刺激下，向不具疫苗经营资格的贩子低价购进疫苗，高价向学生收取接种费。专家指出，流通体制的漏洞和相关监管措施的乏力，导致地下疫苗非法交易愈演愈烈，从而触发了这场人为的悲剧。

　　在四川资阳人感染猪链球菌事件中，尽管7月20日资阳就向全市发出了通报，禁止宰杀食用病死家畜，但由于干部执行不力，在此期间依然有人因吃病猪肉染病。

　　高强从中发现，基层防疫有薄弱环节。7月29日，他说，14日省市接到报告后，反应快，从24日到今天29日工作很有成效，但14日以前，其实农村基层就有了这个病，但基层没有人发现。

　　如何建立有效的公共卫生应急处置机制，是高强执掌卫生部面临的挑战。与此同时，观察家们也指出，在中国，艾滋病、结核病、血吸虫病等重大疾病仍在严重威胁公众健康，而且普通民众“看病难”的问题比较突出。

　　同时，一位业内人士也表示，高强涉足卫生工作仅两年多时间，在卫生行业这样一个崇尚专业背景的系统里，他的权威以及新政的施行尚待时日。

　　从常务副部长迈上了部长的台阶，开始主政一部，高强任重而道远。

　　延伸阅读

　　高强分析看病难的原因

　　高强指出，造成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等突出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公立医疗机构运行机制出现了市场化的倾向，公益性质淡化。造成这个原因主要是由于政府投入比重逐年下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政府投入占医院收入的比重平均为30%以上，2000年这一比重下降到7.7%。2003年抗击非典，政府投入大幅度增加，也仅占8.4%。

　　此外，卫生部门对医疗机构存在重扶持、轻监管的倾向，近几年虽有些扭转，但仍不够有力。今后政府卫生部门的一个重要职责是对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质量、合理用药、收费标准以及医疗广告等实施有效监管。

　　造成看病难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看病贵，群众难以承受。近8年来，医院人均门诊和住院费用平均每年分别增长13%和11%，大大高于居民人均收入增长幅度。2003年与2000年相比，卫生部门管理的医院院均诊疗人数下降4.7%，但院均收入却增长了69.9%。

　　据南方人物周刊、新华社

　　(都市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