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岁老者追忆14年东北沦陷史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在被日本占领的漫长的14年中，中国东北3000万普通人中的绝大多数，每天能做的只能是；努力在看不到明天的环境中继续活下去。当历史写满了英雄和帝王的故事时，他们的生活和感受，被惨烈的侵略事件和艰苦的战争遮蔽了，忽略了，甚至淡忘了。

　　作者/丁尘馨

　　2005年7月7日，卢沟桥畔，“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序厅悬挂了18年的8口警世大钟，增加到了14口。

　　馆长王新华并没有向络绎前来的媒体提醒这个变化的细节，只是强调，“这14口钟代表着中国从1931年“9·18”日本开始侵占我国东北，到1945年抗战胜利，这14年战斗的历程”。

　　这是在抗战胜利60年后，官方第一次将一直宣传的“8年抗战”正式更改为“14年抗战历史”。

　　1931年9月18日晚，中国东北奉天(现沈阳)城上空的炮声，把这个3倍于日本领土面积土地上的人们推入长达14年的噩梦之中。有史料具体记载了日本如何霸占银行、工厂、矿山等一切机构，如何垄断东北经济、掠夺资源、屠杀百姓、强奸妇女；历史还记录了在极端艰难困苦中的抗日英雄的英勇事迹。然而，作为3000万东北人的绝大多数，他们能做的只是，努力在这看不到明天的环境中继续活下去。

　　李国兴，1920年出生，沈阳人。现为辽宁省农业展览馆离休干部。85岁的他仍然清晰地记得“9·18事变”当晚从自家屋顶上穿过的炮声。沦陷14年间，日本人完全控制了东北所有的学校和机构，他也从小学到中学直至升入大学，完成了自己所有的学业，从少不更事到长大成人。

　　炮弹从我家屋顶穿过

　　1931年9月18日晚上10点多钟，炮响了。我们家住在沈阳大北关草仓胡同，日本鬼子的炮弹正好从我们家房顶上穿过去打到北大营。听到打炮声，我妈冲我爸喊：“国兴他爸起来，下大雨了，赶紧备柴火！”旧社会，老百姓做饭都烧秸秆(高粱秆)。备柴火，就是把秸秆拿到屋里，别让雨给浇了。

　　我爸起来，出门一看，“净瞎说，哪有什么雨。”炮声零零星星。“我知道了，这是打火操”。说完爸就回屋睡了。打火操，就是现在说的军事演习。

　　1931年9月18日，对于沈阳乃至整个中国，是一个分水岭。当巨大的国难降临时，古老的沈阳还在沉睡之中。

　　22点20分，日军在柳条湖蓄意制造爆炸，开始了对沈阳筹划已久的进攻。因中国军队受命于“不抵抗命令”，北大营很快陷落，至19日上午7时许，沈阳城完全被日军占领。

　　那个时候老百姓都没有隔夜粮，第二天都去粮站买粮。19日粮站没开门，大家去砸，木板的门一下就给砸开了，大伙冲进去抢粮。我看到有人把裤绳解下来，把两边裤腿一系，米直接从裤腰倒下去，两条裤腿就成了米袋子。

　　不一会儿，看见卡车从我住的街道开过，车上站着4排16个背着枪的日本兵。

　　看到日本兵来了，抢米的人们提着裤子就跑。有的实在拿不了的，也只好丢了米撒腿跑。

　　日本兵对着人群“哒哒哒”一通扫射，人死的死，逃的逃，都散开了。

　　那天回家以后被我妈狠狠揍了一顿，说，“你再去看热闹我打死你，那是闹着玩的么？枪子儿给你窜上你就完了！”

　　那时日本鬼子老杀人。他们拿着枪和老百姓逗乐，逗着逗着，突然“乒”一枪就把对方打死了。

　　挨打成为学校教育的一部分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曾下令停办并关闭所有的各类学校，直到1932年伪满洲国政权建立后，日本改变了统治策略，想用“文治”笼络人心，于是开始对中小学进行整顿、恢复和发展。尤其到了1936年，“文教部”规定从小学一年级起，开始教授日语，并增加每周教学时数；同时一再减少中文课的教学时数。

　　此时，整个伪满洲国从中央到地方，由日本人控制的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已建立起来。第二年5月，日当局先后在《学制要纲》和《学制起草之要点》中提出“皇道教育”的方针：“遵照建国精神及访日宣诏之趣旨，以咸使体会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之关系及民族协和之精神……养成忠良之国民为教育方针。”

　　1936年，李国兴就读奉天省立第一高等学校(相当于现在的中学)。我们中学的校长是日本人，叫矢野青。还有一些日本的教官。

　　当时学校离我家很远，我骑车上学，车老坏，我总迟到。记得有一回，被日本教官一顿好打。他说，“你迟到了，你又说你的车放炮，你的车怎么老是放炮，你尽撒谎。”我说我半路上肚子坏了，又撒尿又拉稀。可这个“尿”字日语我不会说，我只好用中文说是“尿”，他一下煽我两个嘴巴子，我说，“不会说”，跟着我就哭了。他说“你怎么哭了”，揍我揍得更厉害。我当时感觉耳朵都被打聋了。

　　在学校挨日本人打是常事。看到日本教官过来，你要给他敬礼，如果看他在系鞋带，手也不能放下来，要等他把鞋带系完。有一次等教官系完鞋带起身发现我手举偏了，没有放在帽檐上，又被他打。

　　我这一生最难忘的一件事，就是为纪念日本建国2600年那年(1940年)，那时每天下午2点国民党的飞行大队到沈阳轰炸，每天要我们去挖战壕，挖完后日本人把卫生球点着放进战壕，点着的卫生球冒出白烟，什么都看不见，飞机就没法炸了。

　　我人小没劲儿，一人要求一天挖10里，我2里都没挖到。第一天我报告没完成、第二天又没完成，我们班的班长是中国人，把我叫到2号楼训斥道，“纪念日本建国，这么重要的事，你都敢违反不做。你这是对满洲国建国精神没有认识！”他是用日语说的，接着“噼啪、噼啪”给我一通嘴巴子，打得满嘴都是血。

　　和日本学生在一所大学

　　伪满时“国务院”总务厅决策要员田村敏雄在其1940年出版的《满洲建国在文化史上的意义》一书中毫不讳言地说，“新满洲国的文化真髓，实际上是日本的文化。换句话说，是大陆版的日本文化建设。”

　　直到1943年，整个东北的大学不过二十几所。在大学中均以日语授课，国民道德课是以讲解《诏书》、《敕语》为主。

　　据日本有关方面统计，1943年，东北各大学在校生共有6000余人，教员1000余人，其中日本学生、教员占50%以上。

　　刚入学的时候稀里糊涂的，什么都没想。只知道如果我不听我爷爷的话，就没人供我念书，爷爷说，“你不念书，去做二流子呀？”不念书我这一辈子就完了。

　　在大学里，我感到最别扭的是，学校把日语叫“国语”，学中文成了“汉语”。还规定：在走廊可以说中国话，但在教室里就不能说了，只能说日语。有的中国学生觉得憋气，就把门打开，把头伸出门框，用中文喊“老张，你给我捎一个煎饼啊”，然后头缩回来说日本话了要是还说中文，教官就会揍你。

　　我们当时学过两本书，一本是苏联的作家写的《叫喊的森林》，另一本是中国的《聊斋》，不过两本书都是日文版的，由日本人教。

　　只有大学是中日学生混招的，中学没有。但大学里中国学生和日本学生还是分班上课，日本学生读土木建筑的多，中国的学生都是读农业、林业、兽医这些科目。宿舍也不在一起。他们的生活条件比我们好。那个时候学校里中国学生就是比日本学生低人一等。

　　每次吃饭的时候，要先念校训，再说，“要感谢天照大神”(“天照大神”，日本人奉为大和民族最原始的天神)。

　　食堂里是四张大桌子，日本人占2张，中国人2张。中国学生吃高粱米，日本学生吃的是大米。中国学生问教官，我们为什么不能吃大米饭？他们回答，日本人从小吃大米，习惯了，吃高粱米对胃不好；中国人从小吃高粱米，也习惯了，吃大米饭也对胃不好。

　　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学校要求学生必须上“勤劳奉仕”的课，当时我们去了六七个班，共有200多人。(不止在东北，在日本本国,大学生也要修3～6个月的“勤劳奉仕”课。他们动员青年学生修路、修工事等，以弥补兵力不足)

　　我是用电锯伐木。伐了3天，我觉得不行了，感觉要吐血，当时有一个姓严的同学和我关系最好，他说我们不能这样死了，咱得活着，这大学不念了，“勤劳奉仕”也不奉了，我说“行”。之后我们就到河边煮水喝，后来我们的日本教官外号叫“大驴”的，集合点名时没有找到我们，在会上就说，“这两个小子，对满洲国精神没有认识，回去一定要开除”。

　　我回到学校把事情跟农学部主任说了，他最恨这个“大驴”，说，“在农学部他说了算我说了算？你回去读你的书”。结果，我没有被开除，但期末“大驴”的课给我不及格。

　　在学校还有一种课，叫“白刃仗”，那课挨打得最厉害。“白刃仗”，是日本的一种军事训练课，是学生拿着木头枪或棒对打，对刺。我长得瘦小跑得也慢，结果一下接一下被日本教官从头上打下去，起了老高的包，七八天都好不了。

　　日本人战败的时候，我们听电台播报，一听到中文说“中华民国34年，某某广播电台开始广播”就掉了泪 多少年了 不是作为中国人。

　　那时大家决定宰猪庆贺。日本学生一看到我们这么一群人拿着刀走在路上，喊道，“不好了，中国人要杀日本人了！”我们队长就对跑着的日本学生说，“你们都回来，俺们不像小日本鬼子这么小气。俺们去宰猪，明天给你们改善生活。你们小鬼子记住中国人对你们的好处，不要以德报怨。”日本学生回来以后，坐在那就哭了。

　　日本投降的时候，我在日记中写，“终生今天为最愉快”。

　　那时我有一个日本同学叫矢春静，我总上他们家去串门，他姐姐给我们做饭，大家一起聊天。1945年日本人战败要遣返回国，有一次我在他们家聊完天，临走时，他姐姐当着父亲的面儿说“我要和李先生说几句话”，接着她对我说她想嫁给我。我说，你不能嫁给我，我有太太，还有两个孩子。

　　她说，“我就喜欢孩子。我嫁给你以后，我伺候两个孩子，给你太太做饭，让你安心在外面赚钱。我图个生活就行”。

　　“那也不行”。我对她说。(当年有10万遣返的日本侨民，日本刚刚战败，国内的生活景况比他们在东北要困难很多，很多日本人都不愿回国)

　　后来，她还是被遣返回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