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杨维桢的“诗本性情”

　　哈嘉莹

　　元代诗歌思想,按其发展可分为前中后三期。前期始自元世祖忽必烈建元元年,迄于元仁宗皇庆年间,约40余年;中期由元仁宗延祐时期至元文宗天历年间,时近20年;元宁宗至顺元年到元亡的30余年为后期。总体来看,元代前、中期的诗歌思想显得比较平庸,特别是当时一些著名的诗论家多为尊奉理学的儒者,他们将诗歌看做载道的工具。理学对诗学的渗入,使元

前、中期诗歌的内容与审美倾向流于理念化,缺乏鲜明生动的艺术个性,这种沉滞的局面到元末终于被打破了。

　　元代后期,以平江(今苏州)为中心,西及无锡、江阴,东至松江以及现属浙江的嘉兴、湖州等地,是诗歌创作的中心。聚集在这一地区的诗人大都是远离政治的诗人,他们在政权即将瓦解的乱世之中,由对自身外部的追求,转向对个体自身的关注,反映到诗歌中则是对个人情性的追求。杨维桢就是当时这种新思潮的杰出代表,他不仅是这一地区的诗歌领袖,也是元末最出色的诗论家,是促使元代诗歌思想发生重大转变的关键性人物。

　　杨维桢的论诗之语主要散见于他的各类序跋之中。而强调“诗本性情”则是贯穿其诗歌思想始终的核心精神。他在《两浙作者序》中说:“曩余在京师时,与同年黄子肃、俞原明、张志道论闽浙新诗,子肃数闽诗人凡若干辈,而深诋余两浙无诗,余愤曰:‘言何诞也,诗出情性,岂闽有情性,浙皆木石肝肺乎?’”(《东维子集·卷七》)他认为人的情性是诗歌创作的原动力,只要有情性,人人都能做诗。在《李仲虞诗集序》中又说:“诗者,人之情性也,人各有情性则人各有诗。”(《东维子集》卷七)杨维桢并非元代第一位谈及“情性”问题的诗论家。在此之前,元人谈性言情时多对“情性”作了界定,即要求写“性情之正”。如吴澄在《萧养蒙诗序》中说:“性发乎情则言,言出乎天真,情止乎礼义,则事事有关于世教”。也就是说,表达在诗歌之中的情性要符合厚人伦、止礼义的教化目的。而杨维桢提出的“诗本情性”,不带任何功利色彩和道德要求,指的是人的自然情感与禀赋气质,是从诗歌的本体论入手,将创作主体的真实情性作为诗歌创作的制约性因素。

　　杨维桢本人的创作也实践了其论诗主张,清人顾嗣立在《元诗选·铁崖古乐府》中评价杨维桢:“至正改元,人才辈出,标新立异,则廉夫为之雄,而元诗之变极矣!”铁崖体构思奇特、意象奇崛,在整体审美效应上具有强烈的个性化特征与力度感,从而走出了元代中期模拟盛唐、圆熟平滑、缺少个性的诗歌创作模式。即使是他创作的一些艳体诗(《香奁八首》、《续奁集》)也反映了对个人权利的肯定和对个人生命意欲的张扬。

　　注重诗人个性情感因素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原是中国诗歌思想中独立于儒家正统诗教之外的又一传统。“诗本情性”的根本点,就是注重诗人对自我的崇尚、对个性的张扬,这种思想在强调伦理纲常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带有离经叛道的意味。自从陆机在《文赋》中第一次把“情”的多寡视为文学创作的审美标准,认为“言寡情而鲜爱”,并提出了著名的“诗缘情而绮靡”的理论主张之后,这种强调抒写个人性情的诗歌思想在历代都有承继,杨维桢“诗本情性”的诗歌思想蕴含着一股勃勃生气,显示出对性灵自由的执着追求,对诗歌本体价值的由衷关怀,就是它在元代得到的承继。杨维桢的诗歌思想,不仅充实了“诗缘情”这一传统的诗学观念,扭转了元代的诗歌创作风尚,而且对后世的诗学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开启作用。首先是对元末明初的一些受业于杨维桢的诗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如其门人吴复在《铁崖先生古乐府序》中说:“君子论诗,先情性而后体格”就是发挥杨维桢的诗论。此外,曾学诗于杨维桢的贝琼和高启主张自然真率地抒写真性情的诗歌思想,也深受杨维桢的影响。到了明末,又掀起了一个思想解放的高潮,杨维桢诗歌思想所代表的那种追求个性的精神,在文学领域中再次显露出来。这一时期公安派的文学思想的核心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叙小修诗》)。

　　要之,“性灵”理论尊重诗人的真性情。由此进而要求“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清代的袁枚则是“性灵说”的集大成者,主张“自把新诗写性情”(袁枚《春日杂诗》)认为“作诗,不可以无我”(《随园诗话》卷四),强调诗人的创作应直接抒发个人的情感,显示创作的个性。通过以上简要的勾勒不难看出,明清两代专主“性灵”的诗学理论,与杨维桢的诗歌思想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在中国诗歌思想发展史上,“诗缘情”的诗学观念有一个不断深化、完善的发展过程,杨维桢的诗歌思想是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一环,其历史意义不可低估。(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