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前副部长徐敦信：中日关系应以诚信为本

　　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历史关节点，中日关系“政冷”氛围毫无回暖迹象，中日关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中日关系如何走出困境？7月8日上午，半月谈记者带着有关问题专访了外交部前副部长、前驻日大使徐敦信。

　　中日关系又到十字路口

　　记者：您如何评价中日关系战后60年来的发展？

　　徐敦信：中日关系从历史上来讲，既有2000多年的友好交往，又有近代50多年因日本侵华造成的严重对抗。战后，日本先在美军的占领之下，后来又与美国结盟，日本的对外政策惟美国马首是瞻。新中国成立后，中日关系处于不正常状态长达23年之久，根子就在于当时的日本政府追随美国，奉行敌视中国的政策。当然，在双方各界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1972年中日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30多年来，中日关系在各个层面都有很大发展，给两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同时也为本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贡献。在冷战结束后的新形势下，中日两国关系出现了困难。近年来，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大国意识日益膨胀，对华政策当中消极的一面逐步凸显，问题接二连三，人们开始警觉、不满和表示担心，这是可以理解的。

　　记者：这些问题的出现与中日经贸关系形成鲜明对比，有人把这种状况概括为“政冷经热”，您如何看这个问题？

　　徐敦信：这种概括有一定的道理。从经济方面看，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日两国互为主要的经贸对象，贸易额增长了160倍。双方人员交往每年400万人次，如此紧密的联系不仅在中日两国关系史上，而且在当代国际关系中也是罕见的。

　　另一方面，中日政治关系趋冷。什么叫“政冷”？在我看，一是由于小泉首相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两国高层互访中断三年多；第二是日本在台湾这一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的立场倒退，出现了美日联手阻碍中国统一大业的趋势；第三，两国民众之间友好的感情———日本叫亲近感———在下降，憎恶感在上升。

　　这种“政冷”的状况是不正常的，至少不是我们所期望的。当前的中日关系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中方的态度十分明确：从历史经验教训讲，中日两大民族和则两利，斗则两伤；从各自现实的国家利益来讲，中日应该在三个文件的基础上，开展睦邻友好合作，不仅为中日两国，也为东亚地区的振兴共同努力。

　　回顾历史当温故知新

　　记者：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战胜利60周年，您如何看待今年的各种纪念活动？

　　徐敦信：今年，全世界都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我国也不例外。我个人认为，抗战胜利对中华民族来讲，是一个历史转折点，是中华民族在近代反抗列强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的胜利，不仅雪洗了国耻，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创造了条件。我们理所当然要进行纪念。

　　纪念的目的，核心是四个字“温故知新”，即通过重温历史汲取宝贵的经验教训。中国一定要发展，国家一定要富强，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挨打，这是血的教训。

　　记者：日本如何纪念二战结束60周年？

　　徐敦信：据我所知，日本今年的纪念活动没有什么特别的，也没有看到预告。但是，每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和民间都会搞纪念活动，一般来说，天皇、首相、众参两院的议长、内阁大臣等都会参加，还会发表一些讲话。

　　二战结束50周年时，日本首相村山富市曾发表讲话，承认日本国策有误，对外侵略和殖民统治给邻国人民造成了伤害，并表示忏悔和道歉。今年日本的纪念活动会不会比过去搞得更隆重一点？不知道。我们期待日本利用这次机会，清算历史，面向未来，轻装前进。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小泉首相在“8·15”前后是否还要参拜靖国神社，对这一点我们将拭目以待。

　　新形势、老问题

　　记者：如您所言，今年以来中日之间问题接二连三，为什么会在抗战胜利60周年的关头出现这些问题？

　　徐敦信：今年以来，接踵而至的问题实际上大都是老问题，或者说是老问题在新形势下以新的形式出现，比如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历史教科书问题，还有一些高官在历史问题上口出狂言等。历史问题、台湾问题以及钓鱼岛问题都是老问题。再比如对华军售解禁，本来是中国和欧盟之间的事，而且早就过时，日本却跟着插一杠子，阻挠欧盟解禁。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利益上的问题，比如中日都是石油消费大国，在获取资源方面出现竞争等。

　　这些问题的出现并非偶然，既有深刻的国际背景，又有日本国内情况的变化。

　　国际背景主要是冷战结束后，美国为推进其战略，需要借助日本。日本将此看作千载难逢的机遇，战略上再次认定跟着美国没错。在这种情况下，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以至于国家之间起码的诚信都被放在第二位，甚至被不屑一顾。

　　从日本国内情况看，日本经济因遭遇“泡沫经济”挫折，较长一段时间萎靡不振；而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蒸蒸日上，国际社会普遍看好中国市场。这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130多年在本地区第一次碰到一个节节上升的邻国，心态上有点适应不了。

　　当然，日本国内包括统治集团内还存在一股右翼势力。他们本来就不希望中国强大，即使与中国合作也是希望中国跟在日本后面，最好是落后20年，对中国的强大感到担心和忧虑。这使我们看到了一种现象：在中日交往中，一方面要与中国扩大合作，以图实利；另一方面，又疑虑重重，千方百计进行牵制。

　　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加强合作

　　记者：如何解决中日之间存在的问题？

　　徐敦信：中日关系中的核心问题有两个，台湾问题和历史问题。因为台湾问题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历史问题涉及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

　　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希望日本能够按照中日之间的三个政治文件办事，最好能做一点有助于我们统一的事，如果不能做到也罢，至少不能阻碍我们的统一大业，这是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基础动摇了，中日关系就会动摇。

　　历史问题的最终解决，我看靠两条：一靠日本民众的觉悟。日本大多数老百姓是不要战争，希望和平的，但是对那场战争的是非曲直，很多人还弄不清楚。战后初期，错失“拨乱反正”的时机，现在只能多花一点时间了。二靠外部推动。这些年来，亚洲邻国围绕历史问题坚持原则，进行必要斗争是有成效的。我们既要坚持不懈地多做工作，又要避免急于求成，要照顾到日本的大多数。

　　对于中日之间的能源问题，双方完全应该摒弃对立，加强合作。因为两国都是能源消费大国，都缺乏能源，且各有长处，中国虽然缺乏油气资源，但煤炭很多，而日本的节能技术全球领先，如果中日能够合作，你的技术为我所用，我降低能耗，你的技术也有了用武之地；而你需要煤炭，我可以提供，这不是很好吗？

　　至于钓鱼岛问题，领土主权不能相让，但正如小平同志讲的，下一代比我们更有智慧，可以留待以后解决。实际上，小平同志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倡议，就是共同开发，开发出资源大家共享不是很好吗，这在我看是迄今为止惟一的一个最佳方案，但日本一直没有响应。

　　改善中日关系“杖莫如信”

　　记者：从中日关系的长远发展来看，中日关系遇到的困难是暂时的，还是长期的，中日关系有没有可能重回正轨？

　　徐敦信：如果把关键问题、关系到大局的问题处理好，我认为中日关系重新走上正常的轨道是完全有可能的。我想这不仅是中国的看法，日本很多明智的政治家也会同意这种看法。

　　如何改善中日关系？原则和方法我不想多说，我国领导人已经讲得很明确。今年亚非峰会期间胡锦涛主席提出五项主张，温家宝总理在去年两会后讲了三原则、三建议，日方对这些都表示赞同，现在需要的就是付诸实施，不能只说不干，更不能说一套做一套。诚信是中华民族的古老美德，日本早就学了过去，日本的政治家经常引用《论语》中的“无信不立”来自律或互勉。中日邦交正常化时周总理给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写的就是“言必信，行必果”。小泉首相在今年的雅加达会议期间重申了10年前村山的讲话。我注意到，他引用了讲话的主要部分，却忽略了一句。村山讲话的结束语，引用了中国的成语“杖莫如信”，即一个人在社会上立身处事，要靠信誉，应以诚信为本。小泉首相恰恰没有引用村山首相的誓言，可能他忘记了。

　　从长远来看，中日关系的困难应该是暂时的，但是，我刚才讲中日关系又到十字路口就说明问题的严重性，走得对，可以重回正轨，走错了，中日关系就会恶化，甚至造成严重后果。

　　邻居相处不好可以搬家，但邻国相处不好没法搬家。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互补借鉴的地方很多，如果能够友好相处，肯定相得益彰。我相信日本的有识之士、政治家和知识精英都能认识到这一点，不会做与之相悖的傻事。（记者赵利根 专题策划、编辑：孙爱东 赵利根）（来源：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