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纺大罢工：持续百天终令日本人低头

　　《大连日报》记者张宁 本报记者 王浩

　　1926年，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大连发生了一次震惊全国的大罢工。中国工运领袖之一邓中夏曾这样评价：“它发生在省港大罢工的过程中，二者一在南方，一在北方，一在英国租借地，一在日本租借地，南北遥相呼应，其意义远远地超过了罢工的意义以上。”

　　这就是福纺大罢工。

　　“踏访东北抗日纪念地”记者团一行穿过历史的隧道，来到当年大罢工的一个个现场……

　　首次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这是一条两三百米长的小路，宽度仅容一辆汽车通过。东边是大连纺织厂（1927年时称福岛纺绩株式会社周水子纱厂，简称“福纺纱厂”）的围墙，西边是一排排的居民住宅楼。当年，愤怒的中国工人就曾经站在这条路上围着工厂整整三圈儿，示威游行，要求日本资本家答应中国工人提出的全部条件，并第一次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

　　1925年冬，大连金融市场上的日币金票开始升值，日本侵略者将日本金票与中国小洋的比值强行规定为1∶1.2，而两种货币的实际比值应该相等。日本侵略者将福纺纱厂职工的饭费收取从小洋改成了金票，而工人的工资却仍按照小洋支付。这种变相克扣工资，引起了福纺工人的强烈不满。1926年4月24日，男工向厂方提出饭费仍然改为以前按小洋比价折扣的要求。但到了4月25日工厂开工资时，仍按金票比价折扣饭费。中国工人被激怒了，女工也行动起来。最后一致表示：不给涨工资就不干了！大连中华工学会福纺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侯立鉴立刻向党组织和大连中华工学会委员长傅景阳作了汇报。工学会认为，当前是一个好时机，决定坚决支持和领导福纺纱厂工人的斗争，要向日本人提出条件谈判，如果不答应就进行全厂有组织的罢工。于是，4月27日，侯立鉴、初玉昆、刘庆枝三人代表工人与日本资方代表进行谈判。日方代表毫无诚意，而且态度蛮横，断然拒绝了中国工人提出的条件。

　　晚上10点半钟，侯立鉴回到工人中间，把谈判情况一讲，工人们被激怒了，一致表示：不干了！一场轰轰烈烈、持续了百天的大罢工由此揭开序幕。

　　日方资本家被迫答应全部条件

　　罢工第三天，与日本资本家进行谈判的侯立鉴、初玉昆、刘庆枝三人被逮捕并被扣押于大连警察署留值场。在日俄监狱的刑讯室里，侯立鉴等人遭受了严刑拷打。日本人将侯立鉴绑在老虎凳上，用胶皮管往嘴里灌水，然后用木板拍打肚皮，不一会血水就从口、鼻子冒出来；又往他脚下垫砖、用钢针往指缝里扎。但是，侯立鉴等人没有屈服。

　　罢工领袖和一些工人的被捕，使得罢工进入了困难时期，同时日方又在散布复工和招工消息。福纺的工人们没有妥协。6月24日，中华工学会下属13个分会的2000多人，从刘家桥和中山广场两处同时向纱厂北部的一个废弃采石场进发，并在那里举行了大会，声援福纺纱厂工人的罢工。从此，大罢工进入一个新的相持阶段。

　　中共大连地委正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明确指出要坚持罢工。罢工的相持阶段，地委和工学会的人每天都往纱厂和各工厂跑，组织各厂工人从政治上生活上援助福纺厂的罢工。就这样，罢工工人的斗志越来越高涨。日本殖民当局害怕时间长了会引起更大规模的罢工潮，终于答应了工人提出的全部条件。1926年8月5日，坚持了101天的福纺大罢工取得胜利，工人正式复工。

　　中华工学会

　　1923年春天，在“满铁”沙河口工场（今大连机车有限公司前身），青年工人傅景阳、于景龙、唐宏经等人得知大罢工的消息，经常聚在一起议论，决心成立工会开展斗争。为了不使日本辽东租借地当局察觉，傅景阳在“工会”中间加了一个“学”字，并在致大连民政署的呈文中说：“我们组织中国工人学习文化，学习技术，所以建立工学会。”获得成立社团许可后，他们合法地设立会所，办起夜校。1923年12月2日，138名工人代表在黄金町107号(今黄河路658号)的二层红砖楼房里召开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成立大会。与会代表一致通过工学会章程，选举傅景阳为会长。其组织机构设文牍(秘书)部、夜校部、讲演部、体育部、娱乐部、救济部、交际部等7个部。中国共产党先后派李震瀛、陈为人、邓中夏亲自到大连，指导工会工作。1924年12月6日，工学会召开会员代表大会，把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改名为大连中华工学会，选举傅景阳为委员长，并增设干事局和组织部、经济部、调查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