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移植“遍地开花”返工现象令人震撼

　　作为一项高难度的系统工程，器官移植手术“遍地开花”造成“返工”的不正常现象令人担忧。日前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的全军器官移植高级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呼吁，器官移植应提高准入门槛，对已有的器官移植中心要进行质量监控，每年进行检查，确保患者1年和5年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

　　据承办此次会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器官移植研究所、长征医院器官移植中心负责人朱

有华教授介绍，该中心经常收治到转来的器官移植术后病人，有些是移植进体内的器官失去功能，医院只好重新动手术切除器官，其中不少都与某些医院处理不当、移植不规范有关。还有的患者则需要进行第二次移植手术。每次遇到类似这样的“返工”事件，他们都感到很震撼。如果器官移植手术有一定的门槛，不具备资格的医疗机构强制不得开展手术的话，也许这样的遗憾事情就不会发生或者少发生了。

　　部分医疗机构受利益驱动盲目上马，甚至不惜引进连麻醉师和护士在内的全套“外援人马”，这种现象在会上受到了较为集中的质疑。众多的医院争相开展器官移植，令一些人产生了这一领域“是否经济效益不错”的疑问。但据记者了解，一些盲目开展器官移植的基层医院在经济方面的收益并不多，而且他们的目的也不在“多创收”。有的甚至为争取到的首例患者免掉很大一部分费用，希望能够借此打响知名度，因此就选择了“赔本儿赚吆喝”。

　　在会议上，专家们还热烈讨论了器官移植的立法制度，他们希望《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能够早日出台，这样，不但脑死亡的标准能够确定下来，而且器官移植的门槛等众多问题都能够得以较好地解决，或者至少有个法律依据。（据《新闻晚报》）

　　新闻背景

　　人体器官供求1比100

　　去年我国一跃成为世界上的肝移植大国,肾脏移植则更加普遍开展。但医院间的无序竞争和器官移植的买卖化倾向,却不利于今后我国器官移植发展。30多万人等待肝移植

　　北大人民医院的朱继业教授说目前我国人体器官供需矛盾过大。现在每年有近3000位患者接受肝移植,而需求者是30多万人。而人体的肝只有1个,肾有两个,因此肝脏的供给比肾脏还“紧俏”。但我国现行的自发的活体或尸体器官资源捐献的方式,没能从法律上明确规范捐献的方式和途径,另外受传统观念影响,导致极少有人提出捐献自己的器官,至今国内只有几十例的活体肝移植。结果导致不仅是供体器官严重不足,且质量也不高。

　　器官利用率低

　　就是这少量的供体器官,也缺乏科学合理的组织调配。黄洁夫说,目前我国还没像国外那样,有相应的人体器官移植协调机构和器官分配的网络体系,按照申请先后、病情轻重,以及距离远近等原则,全国统一认可、分配捐献器官。这样就造成了该领域的不公平、不公正和不合理,尸体器官利用率低。目前我国有人利用各种关系,“插队”来获取供体器官,而急需移植的患者却只好等待。由于人体器官供不应求,又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制约,我国器官移植市场已存在诱发器官买卖的倾向,也使得器官交易或变相买卖器官的犯罪行为有机可乘。“这种行为已经严重损害了医学的纯洁性以及人类社会的道德观和伦理观。”黄洁夫表示。（《北京晚报》）

　　器官移植需要把关

　　卫生部正在着手制定器官移植准入制度。同时，全国肝脏移植登记中心网络也已在构建之中，对已有的器官移植中心也要进行质量监控，每年进行检查。今后，每个开展肝脏移植手术的医院可能都要将患者的情况通过网络汇报。

　　报道说，去年，全国共有4000个病人接受了肝移植手术，今年，估计仍有增长的趋势。尽管器官移植还是一个新兴学科，但众多医院都在发展移植。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器官移植学会副主任委员郑树森指出，肝脏移植手术除了手术中需要肝胆外科、麻醉科等科室的配合和参与，手术前后还要有重症监护病房、放射科、内科等科室对患者进行各项检查和监护，以避免出现并发症和各种排斥反应。由于器官移植手术技术难度和设备要求高，被视为衡量一个医院整体实力的指标之一，因此，不少不具有综合实力的医院也在争着做。瑞金医院院长李宏为指出，目前，肝移植手术在伦理方面、手术指征掌握以及术后随访、提高病人的生存率等方面都有待加强和进一步规范。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副院长杨广顺认为，肝移植手术不能都做，更不能滥做，部分接受肝脏移植手术的病人并没有达到手术指征，这不仅浪费了资源，还加重了患者的经济负担。因此解决良莠不齐的状态需要行业的自律以及行政部门把关。（《东方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