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多年了!当年我和白求恩一起工作的情景，还经常浮现在脑海里。白求恩对中国抗日战争所作的贡献和牺牲，一直激励着我……”
家住银川市的邹伯勋已经79岁了，但是每当回忆起抗日战争他就激动不已，仿佛又回到当年烽火硝烟的战场。邹伯勋1926年3月生于河北省顺平县。抗日战争爆发后，年仅12岁的邹伯勋投身革命队伍，成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三分区政治部宣传队的成员。之后，被分配
到第三分区休养第一所当看护员。主要职责是给前线撤下来的伤病员换药和清洗用过的纱布。清洗纱布靠的是3个埋在地里的大水缸，3个缸分别盛上凉水、灰水、开水。因为当时条件艰苦，没有消毒用的碱，战士们就把木柴烧成灰，然后加水兑成灰水来代替碱水。由于手长时间泡在这种水里，邹伯勋的双手都泡烂了。邹老回忆说，卫生队所用的药品一部分是从敌占区买的，还有一些是爱国人士捐赠的，那个时候，所谓的手术室不过是用白布搭成的棚子。
1939年夏，邹伯勋第一次见到白求恩大夫。当时，白求恩到邹伯勋所在的部队视察工作，正好碰上有些战士生疥疮。这种病不但奇痒无比而且极易传染，当时没有什么好的治疗办法。白求恩大夫让同志们站到院子里脱光衣服，逐个给他们检查，然后让生了疥疮的同志站到石灰水里，他亲自用毛刷子给每个同志刷洗并涂上药膏，再让同志们站在火边烤。这一招还挺灵，不久，战士们身上的疥疮就结上疤好了。白求恩大夫给伤员做手术时，邹伯勋就负责给他当助手，递手术工具。1939年冬，白求恩在给伤员做手术时，手部被感染。恰逢此时日军对晋察冀边区进行大扫荡，邹伯勋就和几名战友一起用担架抬着白求恩转移，最终，白求恩因败血症去世。
虽然和白求恩在一起工作只有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但白求恩那种对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深深感染了身边的每个人，让邹伯勋铭记至今。
1940年，由于日军多次大扫荡，晋察冀军区机关开始向农村转移，邹伯勋所在的卫生队也分散到附近的老乡家里。敌人的封锁使得部队物资和药品得不到及时补充，战士们一旦生病就要闯一次“鬼门关”。1941年至1942年间，邹伯勋得了两次重病。第一次是回归热，它是由虱子传染致病，发热高烧不退。邹伯勋整整昏迷了三天，当他醒来时已经是第四天的早晨了。负责治疗的医生对他说：“你命真大，我们把棺材都给你准备好了。”第二次得的是疟疾，这次邹伯勋想了不少办法，吃了很多药都治不好，就在他打算听天由命时，当地农民告诉他一个偏方，没想到他的病真给治好了。
在邹伯勋生病期间，日军不断地对附近地区进行扫荡。有一天，哨兵发现村东边的山上有敌人，邹伯勋和战友只好再次转移。撤退的时候，敌人的机关枪不停地向他们射击，眼看就要到安全的地方了，邹伯勋怀里揣的一双鞋子掉了一只，他下意识地回身去捡，被敌人发现了。子弹密集地打了过来，邹伯勋身上的棉袄被打了8个洞，然而，他却毫发无伤，堪称奇迹。
1943年是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邹伯勋和战友及伤病员共14人一起转移到了河北顺平县的熊窝子村，借住在村里唯一一户人家里。有一天，他们听到在山上放哨的通信员喊“快跑”，邹伯勋就近躲到了一个石头缝里。他拿出身上仅有的一个手榴弹，想和敌人同归于尽，幸好敌人没有发现他。这年冬天，部队又转移到了一座山上。这座山上有一座寺叫“上寺”，山下有一座叫“下寺”，上寺到下寺之间有一条两里长的山路，路两边都是坟地。他们把重伤员安排在上寺，其他伤员安排在下寺。每次值夜班时，邹伯勋都要一个人在上寺和下寺之间往返4次，这样邹伯勋一晚要走16里路。山上时常有狼出没，有一次晚上邹伯勋到上寺去看伤员，遭遇正在攻击军马的狼群，他就用手里的提灯吓跑了狼群。邹伯勋和敌人斗争时无所畏惧，面对伤病员时却小心翼翼，护理起来耐心细致。有时病人不小心把大小便弄得满身满床都是，邹伯勋都主动去打扫护理。为了护理一个重伤病人，他晚上就睡在病房外。那一夜病人疼得喊了一夜，他就在旁边守了一夜。
1944年，邹伯勋被调到晋察冀三分区11团卫生队当卫生员。1949年，邹伯勋转业，先后到张家口、呼和浩特等城市工作。1957年，邹伯勋被组织上送到哈尔滨医科大学学习，1960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宁夏工作。他先后在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固原市人民医院和自治区人民医院担任领导职务，并亲自参与了这几所医院的建设。1983年，邹伯勋调到宁夏医学会工作，提议创办了宁夏红十字会和宁夏卫生经济学会。新闻来源：新消息报 责任编辑：马江 田丽 实习生：马彦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