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举重若轻的政策艺术

　　王学杰

　　周恩来曾经对人谈论过邓小平的领导风格，说他“举重若轻”。就是说，邓小平在领导风格上有一种迅速摆脱细枝末 节的纠缠，直指战略目标的大气。在过去的政治生涯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邓小平都能从容镇定地驾驭局势，引导 着党的事业在曲折中前进；同时也以乐观的态度经受了“三落三起”的严峻考验，多次在人生磨难中找到了新的希

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面对异常复杂的局面，以他特有的明快风格，领导 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经历了一系列考验，初步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道路。

　　直指“两个凡是”要害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党的工作还在徘徊。一些人提出“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凡是毛主席作 出的决策，都要始终不渝地维护”，这就是有名的“两个凡是”。他们动不动就用毛泽东指示过的、决策过的来压人，不准越 雷池一步。显然，不破除“两个凡是”的束缚，就难以迈开新的步伐。

　　重新工作后的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两个凡是”的要害就是以维护毛主席为名而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目的是维 护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的既得利益。端正思想路线是拨乱反正的关键，以此为突破口，就会从全局上赢得主动。针对被搞 乱了的思想理论是非，他明确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我们党的事业、社 会主义的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推向前进。”并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这就提出了如何端正思想 路线、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初步打乱了“凡是派”的阵脚。

　　经过初步较量之后，邓小平进一步旗帜鲜明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 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以成熟政治家的远见和智慧，果断地领导和支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巧妙地用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来对付被某些人视为护身符的“两个 凡是”，也为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埋下了伏笔。稍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常识的人都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是无可辩驳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以“实践标准”为武器，能够为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所接受，使广大干部和党员 从过去一个时期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抓住了团结全党的思想旗帜，也剥下了“左”的路线坚持 者和执行者的神圣光环，还其维护既得利益的本来面貌，为实现伟大历史性转折奠定了政治基础。

　　不纠缠历史旧账

　　纠正“两个凡是”的错误后，国内积压的大量历史旧案亟待清理，一些重大国际关系需要调整。当时一些在文化大革 命和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迫害的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迫切要求平反，党的历史上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需要重新评价，还 有一些人由于个人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存在很大的怨气。邓小平意识到，开拓新局面必须放眼未来，如果纠缠历史旧账，必然 使党和国家陷入剪不断、理还乱的无休止纷争之中。

　　对历史问题，邓小平提倡向前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作了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明确指出“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邓小平坚持从总体上肯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绩 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进行恰如其分的批评，强调“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 未来。”邓小平认为纠正党的历史上的冤假错案，“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解决党 的历史上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要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正是邓小平始终坚持向 前看的方针，党在拨乱反正过程中，才能分清是非、团结同志，顺利实现了政策的平稳转变。

　　对国际关系问题，邓小平主张“结束过去，开辟未来”。鉴于中国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因意识形态争议而造成的国家 关系不正常状态，邓小平与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会见时说：“经过20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 历史账讲了，这些问题一风吹。”同样邓小平也以着眼未来的态度处理诸如我国与邻国关于南沙群岛、钓鱼岛等领土争执的问 题，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他说：“这个问题可以挂起来，如果我们这一代不能解决，下一代会比我们聪明一 些，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正是采取这种着眼开辟未来的态度，邓小平调整了对前苏联、东欧和一些周边国家的政策，结束了 与这些国家在某些问题上的紧张关系，消除了威胁我国安全的一些热点，为我国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放眼未来的态度，体现了邓小平成熟的政治家思维。在政策问题上，重要的是迅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政策主要 目标上的认识一致和团结和谐。如果纠缠历史旧账，全党必然陷入各种恩怨的斗争，党和国家的事业会在这种内耗中被侵蚀。

　　“允许看”和“不争论”

　　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它必然触及一些深层的思想认识问题，如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对我们实行政策的疑 问和担心。邓小平意识到，存在各种各样不同认识是不可避免的，但不能陷入无意义的抽象争论，必须“拿事实来说话”，才 能逐步统一人们的认识。

　　在农村改革的初期，人们就有各式各样的疑问和担心。有人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有人说“包产 到户是搞资本主义”。对此，邓小平说“有一些人感到不顺眼，我们的做法是允许不同观点存在，拿事实说话”，“观望了一 年，有的观望了两年，看到凡是执行改革政策的都好起来了，他们就跟着走了。”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同农村改革 一样，起初有些人怀疑，或者叫担心，他们要看一看”，邓小平的态度是“处理办法一样，就是拿事实说话，让改革的实际进 展去说服他们”。对外开放，办经济特区，一开始也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邓小平用“深圳的建设的成就，明 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对改革中诸如证券、股市这些当时看不准究竟好不好，有没 有危险的东西，邓小平的态度是“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

　　邓小平坚信改革政策，一定会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实践中消除人们的疑问。因此，邓小平坚持不争论，大胆地 试、大胆地闯。在推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中，不搞强迫、不搞运动、不整人，成功实现了具有伟大历史 意义的转变。

　　保持政策的连续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每当改革开放发展到关键时刻，总会出现从“左”和右 的方面干扰我们执行政策的情况。这时，邓小平总要旗帜鲜明地排除各种干扰，坚定不移地维护党的政策的稳定性。

　　1979年，当社会上出现了否定党的领导、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潮时，邓小平作了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明确指出没有毛主席多次在危机中挽救党，我们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毛主席的功绩是第 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排除来自右的方面的干扰。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当改革开放受到姓“社”姓“资”的责问， 有人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时，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发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 ‘左’”的信号，排除来自“左”的方面的干扰。邓小平说：“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足以证明 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 ”邓小平还多次表示，为了保证党的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要挑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 进新的领导机构里，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真意搞改革开放”，“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 ”。

　　邓小平还身体力行，在自己还健康的情况下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保证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 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顺利交接班，创造了党的最高领导平稳过渡并在过渡中保持党的政策连续性、稳定性的成功范例，令国 际社会和全国人民普遍感到放心。

　　邓小平尊重实践、尊重客观规律，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和群众的创造，思想敏锐，处理政策问题总是目标明确、行动果 断，决不拖泥带水，表现了一个成熟政治家的巨大政治勇气和炉火纯青的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