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薛暮桥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的优良学风

　　吴凯泰口述　本报记者整理

　　薛暮桥同志是我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杰出代表。他的逝世是中国经济学界的重大损失。回顾他从事经济理论研究近70年的实践,我认为,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一贯坚持理论同实际密切结合。我们纪念他的最好办法就是学习和发扬他的这种优良学风。

　　一

　　薛暮桥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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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著述颇丰,成就卓著,为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一贯坚持理论同革命实践的密切结合。他的研究总是以解决革命实践中重大经济问题为目的，为革命实践服务。他善于抓住各个时期革命实践中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精神为指导，深入调查实际情况，认真总结实践经验，提高认识，进一步指导实践。他是一位行动中的经济学家,学风严谨,朴实无华,善于在实践中形成、发展和坚持正确的观点,并在实践中修正错误的、过时的观点。他到了70开外的高龄,仍然能够不断汲取新的知识,不断更新自己的观念,始终站在我国经济理论界的前列。仅从一些片断中,我们就能看到他那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

　　薛暮桥同志1904年10月25日生于江苏无锡。1927年3月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捕入狱。30年代初,薛暮桥同志出狱后,到著名学者陈瀚笙的身边工作,从当时革命的需要出发,他把主要力量放在了中国农村经济的调查研究上。最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党内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出现分歧,对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有不同的认识。薛暮桥主编《中国农村》杂志时,和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同志们一起,发表了许多论文,以翔实的资料、科学的分析,尖锐

　　地指出了当时中国农村存在的封建剥削关系,论证中国还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土地革命。在大论战的最后决战阶段,把托派及改良主义派别取消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谬论,批判得体无完肤,捍卫了我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纲领，维护了当时正在蓬勃发展的土地革命。

　　后来,薛暮桥同志投笔从戎,参加了新四军。他在硝烟炮火中钻研政治经济学,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行军途中以马背和膝盖为桌写出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和《政治经济学》。这两本书在革命队伍中广为流传。1943年初,薛暮桥同志在带队赴延安途中,奉命留在山东抗日革命根据地主持对敌货币斗争,先后任山东战时工作委员会委员兼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政策研究室主任、省工商局局长、省政府秘书长兼实业厅厅长等职。他认真研究和贯彻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同时还领导根据地取得对敌货币斗争、贸易斗争的胜利。当时,日伪政权在经济上对革命根据地实行封锁和破坏政策,用不断贬值的法币到根据地去抢购物资。大量法币的涌入,一方面使根据地生产的物资被低价抢购,造成物资紧缺;另一方面,法币的充斥使通货严重膨胀,物价暴涨,军民必需品供应陷入危机。薛暮桥同志经过调查研究,大胆提出停用和驱逐法币、建立独立的本币市场的果断决策,同时要求灵活地控制纸币发行数量,既制止通货膨胀也防止通货紧缩,从而稳定币值和物价,提高本币的信誉,保证根据地内部经济能比较稳定,而对外则能争取有利交换,使根据地经济发展比较顺利。

　　在此过程中,薛暮桥同志关于货币和物价问题的论断,比国际经济学界提前若干年阐明了纸币和物价运动的规律。当时,不少同志对建立解放区自主的本币市场、稳定本币币值、提高本币威信缺乏信心。薛暮桥同志则指出:纸币在一定条件下可同金银脱钩,金属货币以及金本位制决非永恒;纸币币值决定于货币流通量与流通对货币需要量之间的比例,稳定纸币币值和物价的关键是要控制纸币的发行量,这是治理通货膨胀或紧缩的关键;正确的货币和物价理论，不但使当时的货币斗争取得了胜利,而且对全国解放后直到今天的货币物价工作、宏观管理工作具有基本的指导意义。现在有些人一谈到反通货膨胀,就想到向西方经济学去求教,其实,向薛暮桥同志学习更为正确和有效。

　　二

　　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年,薛暮桥同志一直处在高层经济领导工作岗位上,参与决策制定并主持一些工作。作为中央财经委员会秘书长,他协助陈云同志取得了平抑物价、平衡财政收支和调整私营工商业的胜利,终止了旧中国十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为恢复国民经济打开了通道。这一成就,在国内外许多人都认为是难以想象的奇迹。但与时同时,由于超强度的工作,薛暮桥同志的健康也受到了很大影响。平抑物价工作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动不动就晕倒,总是睡不着觉。当时的苏联专家给他实施了“睡眠疗法”,一觉睡了十来天,虽说好点了,但健康状况已远不如从前。

　　“文革”前17年,整个中国经济学界在前苏联经济理论以及国内左倾思潮的束缚下,思想很难解放,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总体上没有多少进展。尽管如此,薛暮桥同志在此期间还是有不少贡献;而且在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理论上,也有值得称道的思想火花。在“一五”计划超额完成和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实现后,中央提出要探索我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薛暮桥同志积极参加,提出了一些有根本意义的新的思想和主张。他论述了改革清一色公有制的经济制度、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存在的必要性;他论述了改革僵化的计划经济工作、发挥价值规律调节作用的正确主张;他论述了超越国力、追求不切实际发展速度的危害性。这些思想可以说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萌芽,可惜不久就被“左”倾思潮的泛滥所淹没。

　　就我所知,在庐山会议之前,薛暮桥同志看到大跃进中一些明显错误,曾冒着风险为一位领导同志草拟了一份准备到会上发言的稿子,批评片面强调速度而忽视按比例、片面强调主观能动作用而忽视客观规律的错误。这一发言由于情况突变，未能在庐山会议上发表。有意思的是,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红卫兵”抄家找到了,并被当作“毒草”批判。他这种坚持真理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三

　　“文革”后,刚从“牛棚”出来的薛暮桥,就开始了他的经济研究工作,可以说是从此进入了一生经济研究工作的黄金时期。1978年初,他写信给邓小平、李先念同志,建议总结二十八年经济建设工作的经验教训,纠正经济建设中的“左”倾错误。在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下,他写下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这本著作。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坚定意志,敢于突破“禁区”,力主改革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1980年他主要负责组建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并任总干事,同时还兼任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顾问。在此后十多年的经济研究工作,他主要是在宏观经济管理和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出谋划策。

　　在改革目标问题上,他不是拍拍脑袋凭经验,而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探索前进的。起初,他根据上世纪50年代的经验,支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到80年代初,他认识到把市场调节局限于非公有制的范围是远远不够的,不但是集体企业,国有企业也应当是面向市场参与竞争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计划调节应该大部分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他在1980年为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深刻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从改革的历史看,这个《初步意见》是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第一个重要文件。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和1987年党的十三大确立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后,薛暮桥同志连续发表论文,为这一决策在理论上进行阐释。他坚定地支持改革的市场取向,到90年代初，进一步指出,发展现代商品经济需要在总体上放弃过去那种行政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让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调节作用,最终在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改革的步骤上,薛暮桥同志坚定地主张稳健的渐进的方针。在改革之初,他强调把国民经济的调整放在首要地位,使改革服从调整、有利于调整。按照这样的思想,改革的重点首先放在农村,在城市中则在逐步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同时,着重解决失业问题。他率先提出允许个体私有经济、合作经济等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在改革初期,步骤的稳健为改革创造了顺利推进的条件。在调整成功以后,他继续坚持稳步前进的方针,例如在计划管理方面,他主张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和逐步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在价格改革上采取调放结合,先是以调为主、逐步推进到以放为主;在企业改革上,他主张多作试验,同时力主保护国有资产;遇到经济过热、比例失调时,他要求在微观搞活的同时加强宏观管理,等等。这些政策主张,都是在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基础之上提出的。

　　薛暮桥同志既是市场取向改革的坚定倡导者,又是积极推动者。他系统地提出了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颇具价值的建议,对计划、财政、金融、物价、劳动工资、商业、外贸以及所有制结构等各个方面的改革,都提出了完整的设想,受到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领导同志和经济界的高度重视,其中不少意见被党中央和国务院采纳,为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就是到了耄耋之年,还以强烈的责任感和极大的热情参与理论政策的讨论。

　　想说的话还很多,但又不是一时能说完的。我想,最为关键的是,他这种孜孜以求、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创新的优良学风,特别值得年轻一代学习、继承,并发扬光大。（吴凯泰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