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致信天津市长：撤销进津费

　　记者对话“进津费”案原告李刚博士

　　李刚希望在实践中推动公益诉讼立法

　　对话人物

　　李刚，生于1969年，先后就读于西南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和清华大学，2004年获得清华大学民商法学博士学位，毕业论文题为《公益诉讼研究》。8月3日，备受关注的“进津费”案在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这是研究了三年公益诉讼的法学博士李刚提起的首起公益诉讼。李刚称希望在实践中推动公益诉讼的立法。

　　公民李刚

　　8月4日，“进津费”案开庭次日，李刚给天津市市长戴相龙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他在信中写道：虽然您和您的团队错过了及时改正或撤销“津政发（2003）53号文件”的机会，但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记者：你期待他看到这封信吗？

　　李：当然，我按照市长信箱的要求署了名、留了电话，当然希望他能看到并给予回复。从我最初看到“进津费”的报道，至今已有一个多月，一直没有听到天津市政府的正式表态，我觉得这是非常遗憾的。

　　记者：案子已开审为何还给市长写信？

　　李：这不仅是诉讼问题，它涉及的部分问题是诉讼解决不了的。本案涉及“进津费”所依据的红头文件，对这种抽象行政行为，法院即使审查后认为它不合法，也不能撤销它。这是诉讼无能为力的地方。

　　记者：那么应该由谁负责？

　　李：一个途径是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启动立法审查程序，撤销本级政府制定的违法文件；另一个是谁制定谁修改谁撤销，行政部门自我纠错。从这个角度，我觉得这个案子如果仅从司法入手还有欠缺，要想彻底解决问题，行政机关应该采取行动，因此我想到要给戴市长写信。

　　记者：你为什么要打这场官司？

　　李：我不是好事之徒，我起诉的动机之一是因为政府行政部门知错不改，新华社记者对“进津费”进行回访时，天津市市政工程局态度非常强硬，说收费合法，要继续执行。我觉得一个政府机关在出现问题后，不是采取闻过则喜、知错就改的态度，而采取要把错误进行到底的行为模式，任何一个公民有理由对它提出质疑。另一个动机是我从事公益诉讼研究三年多，一直没有实践机会，这是很好的题材。

　　记者：提起诉讼后，天津方面有没有和你沟通过？

　　李：没有。

　　记者：你有没有期待过官司进行当中会发生些变化？

　　李：曾闪过这样的念头——天津方面可能主动撤销“进津费”。

　　原告李刚

　　8月3日庭审，辩论焦点集中在收费的依据是否合法。李刚认为，被告的庭审表现反映出其重视不够，且法律意识淡薄。

　　记者：被告在答辩状中使用了这样的措词：“原告状告我局的做法不妥”、“不恰当地评价天津市政府53号文件”，这说明什么？

　　李：我觉得他们对法律存在误解，法院有权力对“红头文件”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判断。当庭审辩论到“53号文件”的法律性质时，我指出它仅仅是“红头文件”。对方说它就是规章，只要是市政府发布的，就是规章。这反映出他们确实是法律意识淡薄。

　　记者：除此之外还说明什么呢？

　　李：我做过公务员，我知道，行政管理上要求下级绝对服从上级，这种服从往往导致盲从。我在信中还谈到一个政府职能机关的失职问题，“进津费”所依据的文件与上位法矛盾，政府法制办应负有责任。

　　记者：你的话让我想到最近讨论热烈的强制婚检话题。

　　李：强制婚检是否违法，涉及行政法规是否违反上位法、利益衡量等问题。“进津费”的问题也是如此，除了它以下位规范违反上位规范的问题，还涉及到制定过程是否公正的问题。征收通行费至少涉及到收费人和道路使用人两方面的利益，两者是冲突的，应当通过听证会听听道路使用人的意见。

　　记者：庭审已经结束，你就此还会深入下去吗？

　　李：那当然。现在有个问题我还纳闷，被告举证说，进津费收费办公室是独立的事业法人单位，但它给我的票据是经营性票据，不是财政厅的行政事业收费票据，这和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的规定矛盾。而且到庭审快要结束时，被告突然说，“进津费”不是行政事业性收费。

　　记者：这意味着什么呢？

　　李：如果“进津费”是经营性收费，就是政府利用权力为经营主体收钱，那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

　　学者李刚

　　李刚1991年起从事法律工作，但打公益诉讼官司还是头一回。他建立中国公益诉讼网，自称已经收集了不下20个专题，准备就一些条件成熟、具有公益属性的社会问题再上法庭。

　　记者：我看了一些关于“进津费”诉讼的报道，对你的描述很简单：“公民”，这是你的要求吗？

　　李：在国外，公益诉讼被称为公民诉讼，所以我认为用“公民”比较恰当。其实我更愿意以一个学者的身份来参与这个事件。我希望大家不要关注我个人，而关注公益诉讼该如何立法，这个事件如何解决。

　　记者：你更倾向表明学者身份，是为了突出你的知识背景和视野吗？

　　李：对，因为公益诉讼不是书斋里做出来的，需要在实践中去推动。

　　记者：选择目标时考虑哪些条件？比如诉讼成本？

　　李：公益诉讼可以分为行政公益诉讼和民事公益诉讼，行政公益诉讼相对成本较低，所以我圈定的目标相当多的是行政机关。

　　记者：你提起这个诉讼，会不会被认为是故意炒作呢？

　　李：这样的事情可能被视为炒作，但它是良性的，从社会效果来看是积极的。假如有人这样认为，我相信每个公益诉讼都值得炒作。这也许是现在对公益诉讼的原告所能提供的惟一激励了。据新京报（来源：成都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