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公司116条生命保住中国工业命脉（上）

　　1938年秋天，民生公司用仅有的22艘轮船和征用的860只木船，冒着日机轰炸，用40天时间，赶在枯水期前，将堆积在宜昌的9万吨工业物资和3万人员抢运入川。亲历这一壮举的著名学者晏阳初称，“这是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敦刻尔克是1940年5月，在德军闪电战攻击下，英法联军33万人从法国港口敦刻尔克经英吉利海峡撤回英国，为二战反攻保留下有生力量。宜昌大撤退，则保住了抗战中国的工业命脉。如果说敦刻尔克是依靠两个国家的力量和军事部门指挥完成的，那么宜昌大撤退，则完全依靠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为此民生

公司共牺牲116人，这壮举在中外战争史上仅此一例。

　　卢作孚，重庆合川人，1893年生于贫寒之家，自幼刻苦好学。为寻求救国途径，卢17岁加入同盟会，23岁在成都《群报》当记者，26岁成为《川报》总编。1925年弃文从商，创办民生实业公司。1935年在竞争中击败美英日等轮船公司，拥有川江航运业务的61%。1938年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旋即组织指挥宜昌大撤退，引起国内国际高度赞誉，甚至连日本军界都称“佩服”。

　　为再现当年壮举，记者在宜昌和重庆辗转往复，终于寻访到5位前民生公司的老人。

　　8月9日黄昏，湖北宜昌。记者来到大公桥码头。宽大的堤岸由钢筋水泥构筑，旁边是三个客货运输站。汽车客运站1000平方米的停车场上，大客车来来往往，十分热闹。江边的客货轮船，静静地停泊港口。搬运工人从趸船的浮桥上走过，浮桥一闪一颤。

　　这里就是当年大撤退的主码头。夕阳西下，滚滚长江一片金红。91岁的原民生老人李铁仙眯缝着眼睛沉默半晌，突然对记者说，“这不是一川江水，是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啊！”

　　这是京剧《单刀会》中的一句唱词。

　　李铁仙，汉阳人，1935年进民生公司当练习生，现居宜昌。1938年大撤退时在重庆南岸玄坛庙趸船上当理货员，“在当年大撤退中，我们中国，我们民生，英雄何止成百上千？”

　　宜昌大撤退至今还有许多悬念，记者力图求证。老民生回忆悬念的开端看似平静

　　这些老人都是85以上高龄了，忆及往事，自豪中更多是平静。

　　1937年11月，22岁的民生文员陈代六离开重庆，到万县分公司报到。“我是在重庆市区长大的，喜爱足球且生性顽皮，凭着与卢先生的深厚交情，去了万县。”对陈而言，万县之行是轻松的。当时，擅长打左边锋的陈是民生足球队队长，那时的民生球队“执重庆足坛牛耳”。只要有时间，有场子，走到哪里陈代六都会过把瘾。陈到万县，时逢上海吴淞口被日军封锁，蒋介石下令长江流域的外国人全部撤退。但命令下后，满载法国传教士、医生和商人的轮船，仍在万县码头滞留了几个月。

　　法国人喜欢足球，便邀约万县方面举行了一场友谊赛，陈当仁不让。比赛结束，万县队以7：1大胜法国队。陈一人独进6球。“日子过得很平静，与平时几乎没有两样。”陈对记者说，即使在1938年的大撤退期间，对民生员工而言，也是自然地进入，自然地退出。

　　今年87岁，1937年9月进民生宜昌分公司船舶课的肖怀柱，在大撤退前的许多个周末，与一帮年轻人跟着分公司经理童少生，骑自行车到三斗坪、龙洞等地游玩。他认为，“七七事变后，民生公司就开始为抗战运输作贡献，宜昌大撤退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悬念肯定有，但我认为那时的情形，比现在人们想象中的要平静得多。”肖认为，“民生一直保持着紧张有序的节奏。”作家老舍曾说连轮船烟囱都爬满了人

　　然而，在平民看似平静的日子里，天天都有中国军人流血牺牲，整个中国正经受煎熬。1937年12月南京失陷，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1938年10月，日军切断粤汉铁路，武汉已经很难坚守，但中国军队仍在血战中。

　　这时，郑华麟来到宜昌。今年93岁的郑，1938年在汉口航空修理厂做空军地勤，他1928年便进民生机器厂当学徒。郑告诉记者当时的情景，“我是10月8日中秋节那天到的宜昌，一出机场，便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不大的宜昌城，被滚滚而来的难民和战时物资撑得爆满，从长满杂草的宜昌码头到铁路坝飞机场沿江沙滩，堆满了各式机器。大街小巷都是人，所有的旅店客栈、学校都挤满了，不少人露宿街头，栖身屋檐下。”郑当时的任务是押送空战中损坏的飞机到宜昌，再由民生的轮船转移至重庆。

　　李铁仙说，大量货物从现在的大公桥码头河堤一直堆到江边。码头太简陋，护堤由泥土筑成，经常被洪水冲垮。一到枯水期，江边就露出宽宽的沙滩，难搭跳板，“民生的船无法靠岸，上下客货必须借助小筏子才行。”

　　峡口之城宜昌，素为川鄂咽喉。自1876年中英签署《烟台条约》后，宜昌辟为通商口岸，成为是长江入川航线上的重要转运港。当时入川，无铁路、少公路，惟长江水道成为生命线。李铁仙说，当时的川江航道狭窄，滩多浪急，有的地方仅容一船通过。1500吨以上的轮船不能溯江而上，所有从上海、南京、武汉来的大船，乘客和货物都必须在宜昌下船换载，转乘能走川江的大马力小船。“从1938年春开始，随着政府的西撤，大批人流、物流从长江下游涌上来。武汉沦陷后，撤退潮达到高峰。”

　　滚滚人流中，还有数千名从华北、华东战区抢救出来的孤儿难童。他们是由战时儿童保育院送来的，到宜昌候船进川。

　　到10月中旬，西迁的3万移民和9万吨物资把不足两平方公里的宜昌城挤胀了，有幸先期挤上船的作家老舍当时如此形容：“好像整个宜昌的人都上了船，连船头烟囱上面还有几十个难童呢。”尽管江中汽笛声从清晨响到深夜，但有限的船只，怎么也撵不过战争的脚步！民生运力有限全部入川要一年时间

　　顾烈成，重庆江津人，今年91岁，1934年进民生公司当练习生，1935年至1938年底在民生宜昌分公司客运组任组长。“每天早上6点，位于怀远路的公司铁门一打开，争着购票或找关系的人便如潮涌来，”现居宜昌西坝的顾对记者回忆说，“逃难的人群在各个办公室走来走去，议论不休，武装押运货物的军官气势汹汹，甚至掏枪威胁要船。”

　　“哪有那么多船？当时那个乱呀，没法说！运输秩序的混乱，使阻塞更严重，人心更恐慌。”顾对记者说，“我每天负责审票、收款、阻止票贩子投机倒把，却总有一拨又一拨的人拿着条子找我。最难办的是军人，他们通过兵工署关系，先坐船后付账，后来许多钱都收不回来了。”

　　更为严峻的现实是，自10月中旬起，长江上游仅剩40天左右的中水位，此后就将进入漫长的枯水期，大型设备根本无法再入川。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和货都必须在40天内运走，否则都会成为日军战利品。但要在40天时间完成这样大的运输量，“除非来一个神仙！”李铁仙说，按当时民生能走川江的22艘轮船计，每艘运量200~600吨，以满负荷运力计算，全部运至重庆需要整整一年！李说宜昌当时也有数艘外国轮船，但因为中立关系，只答应运普通商品，不运战略物资，“可那9万吨都是战略物资啊！”

　　“问题还在不止这些，”陈代六补充，“当时第33集团军张自忠部正在汉水防线阻击日军，另有几十万出川抗战的川军和装备，也急待通过长江航线奔赴战场。这一切都堆到宜昌打绞绞，困难大呀！”危难时刻卢作孚来到宜昌

　　10月23日下午，刚刚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交通部次长的卢作孚，飞抵宜昌。眼见形势混乱，他果断下令，“停止一切交涉，马上组织安排抢运！”

　　而就在前半个月，军事当局作出一项决定：不顾一切后果，将长江上所有船舶，不管船只大小、性能如何，一律开到武汉外围的田家镇附近凿沉，借此封锁武汉下游江面，阻止日本军舰沿江西上。卢作孚听后坚决反对，“长江上游的船只，船小马力大，适合川江航行。一旦凿沉，势必严重危害川江航运，使战时撤退工作及未来大后方的运输无法进行。”在卢作孚的坚持下，民生的轮船保住了。

　　“如果当时卢先生不顶，民生的船凿沉后，就不会再有后来的大撤退，不知有多少人要被日军俘虏，有多少机器要落入敌人！”陈代六说，当时只有民生的船才能走川江，“如果没有民生的船，哪来重庆的兵工业？哪能有那么多下江人安全撤到重庆？”

　　船虽保住了，但望着沿江密密匝匝的人群和堆积如山的物资，“卢先生又陷入了更大的危机中。”

　　他能成为人们期待的那位“神仙”吗？

　　但卢作孚不是神仙。李铁仙还记得，在民生公司船舱和职工宿舍床单上，都印有卢先生的一副对联，“作息均有人群至乐，梦寐勿忘国家大难。”卢要求：民生的每个员工都要做民族精英，“卢先生曾说，我们应反对空谈，努力实践；天下事都艰难，我们如能战胜艰难，天下便无艰难事！”

　　从卢作孚抵达宜昌那天起，他就在算账：40天左右的中水位，3万以上的待运人员，9万多吨待运器材，全中国的兵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命运，全攥在民生手里。

　　重担千钧，哪副肩膀可以承担？网络编辑：甘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