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周恩来心怀矛盾

　　“你们在怀仁堂会议上联合起来，搞突然袭击，向中央文革发难，你们究竟想干什么？这无非是想搞宫廷政变，想让刘少奇重新上台。十一中全会你们都是举了手的。为什么没过几天，你们就反对十一中全会的决定？”

　　谭震林不服气：“我认为我在会议上的发言没有什么错，是符合十一中全会精神的。难道说文化大革命能不要党的领导吗？能不要稳定军队吗？能把老干部都打倒吗？”

　　陈毅也附和着说：“我就是对中央文革小组有意见，他们的许多搞法是错误的。天下让他们搞得这么乱，工人不做工，学生不上课，机关干部不上班，将来……”

　　毛泽东一听此言更加恼火了：“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

　　毛泽东把目光转向代表林彪来参加会议的“林办”主任叶群，说出令人吃惊的话：“叶群同志，你回去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思想准备。”毛泽东愤怒至极，冲着“三老四帅”喊道：“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去打游击。”

　　此言已出，令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很是惊诧。其他几位副总理、老帅也是一脸惆怅。毛泽东火冒三丈，说出一连串气话：“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江青、陈伯达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么！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

　　谭震林真是个舍得一身剐的人，他顶撞起毛泽东：“我不该早入党40年，不应该跟着你干革命，也不应该活到65岁！”

　　毛泽东气得手发抖，他没想到谭震林会这样，多年来没人敢在他面前这样“放肆”，盛怒之下，都说着气话：“那你可以退党嘛，就不革命嘛！不活65岁怎么办哪？你已经活了嘛！”

　　周恩来从“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过程中已经十分清楚发展下去会是什么结果。他不无担心，他不想眼看着再两败俱伤。尽管事先他嘱咐过三老四帅们要冷静，可事态正在激化。他站起来，打起圆场：“在怀仁堂会议上，几位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发了脾气，责任主要在我。会后他们也向我作了检查，他们也感到说了一些对不起主席的话，也想找个机会，当面向主席检查。”

　　毛泽东知道周恩来又在“和稀泥”，他多么希望周恩来能像林彪那样紧跟他，能像林彪那样劈头盖脸地像骂彭德怀那样骂一顿这些人，可他又深知周恩来的性格，要不怎么会在赫鲁晓夫面前说到周恩来“有弱点”呢。而周恩来也比谁都清楚毛泽东的性格。他知道自己若像陈毅、谭震林一样拍案而起，他就有可能在24小时之内被打倒。可是，对于一生离不开工作的周恩来来说，他宁愿自己入“虎穴”，入精神“地狱”，也是万万不能离开工作的。他若赋闲，就等于生命消亡。他已经把共和国这个大家完全和自己融为一体了：就像一个主妇为了自己孩子的安宁，会舍弃自己，会退让，会明知是错也要去做。于是有人便说周恩来是“中和者”。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挑战者是伟大的，而“中和者”也同样伟大。中国应该庆幸有雄才大略的毛泽东，也应该庆幸有缜密如丝的周恩来。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他现在离不开周恩来，周恩来干具体事务的能力是任何他人都无法代替的。毛泽东就一直怀着对周恩来这种矛盾心理，颇有些“无奈”。

　　这一次又是这样。

　　毛泽东一向善于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从不搞四面出击。他现在集中攻击的仍是“三老四帅”：“他们根本不认错嘛！恩来同志，我提议这件事要认真地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说罢，毛泽东愤然退场。

　　毛泽东一走，会议室像塌了半边天，沉默了好一会儿。

　　周恩来继续主持会议：“根据主席的指示，像今天这样的会，还要继续开下去！”他转向老帅和副总理们：“谁有什么话，先说吧！”他有意缓和一下紧张不安的气氛。

　　谭震林火气未消，也不寄什么希望：“已经没有我们的发言权了。”

　　于是，会场成了“中央文革派”的天下，先是批谭震林，接着是徐向前，又是叶剑英，他们也不肯退让。当江青说到“叶剑英在京西宾馆气焰那样嚣张，又是拍桌子，又是叫口号，这是发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时，叶剑英反唇相讥：“有什么话，都要摆在桌子面上，不搞背后动作，这是我的脾气。发火，拍桌子，这都是事实，这是我的习惯，改不了啦！”

　　周恩来见这样争论下去无法向毛泽东交差，也附和着批评了叶剑英：“你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认错呢？难道对毛主席的严厉批评，你们就都无动于衷吗？什么错都不认，对你们有什么好处？错了又有什么要紧，检讨了就好嘛！”

　　这正是周恩来的策略。

　　这次会议使得“中央文革派”个个扬起了头。

　　这以后，林彪、江青一伙则变本加厉地攻击老帅和副总理们。全国范围的批判“二月逆流”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余秋里和谷牧支持老帅们，康生就说：“二月逆流还有两个小伙计！”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协助周总理处理日常工作，经常通宵不眠，几个副总理在他那里讨论问题，康生就污蔑他是“俱乐部主任”。这使得周恩来十分着急，他担心他所依靠的这些中坚力量一旦倒了，整个中国将陷于瘫痪。他在寻求解救的办法。

　　这时江青派人送来一封亲笔信，大意是“强烈要求政治局立即免去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所担负的领导工作，勒令他们停职检查，接受批判。此意见康生已同意……”

　　周恩来看罢信，心思沉重地静坐良久，便给西山叶剑英处打电话：“我是周恩来。我知道你们都在那里，在一块议论一下会议上的情况也好嘛！……我没有什么事，只是对你们有三点建议：第一，要心安气静，吃好睡好，不要住院，要和他们奉陪到底；第二，要坚守自己的岗位，一定要抓工作，自己的阵地决不能放弃。放弃阵地，就是退却，逃兵；第三，该检查的就检查，要讲点策略和斗争艺术，你们都是身经百战的军事家，战略战术比我懂，不能匹夫之勇。这样做，并不是怕谁。过去打天下时，为了人民，可以把生死置之度外，现在为了把住人民所给的权力，受点污辱、批判，又算得了什么！”老帅们还是理解了周恩来的用心，都做了检查。

　　周恩来也得到了向毛泽东说明情况的机会。（未完待续）（摘自<解放日报>，下篇见8月10日<史海新报>）新闻来源：华兴时报　责任编辑：马江　田丽　实习生：马彦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