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兵与中国商业精英的另类试验

　　王兵作为一家投资公司的董事长，现在多了一重身份——中国第一家私募基金会的理事长。前者的原则是赚钱，后者却总是赔钱。王兵觉得这两个身份是永远都不会相交的圆。

　　与室外如火的骄阳相比，王兵这间会议室中的空调显得有点力不从心，3块颇有后现代感觉的石头是这里唯一的装饰物，映射出清冷的光泽。刚刚处理完公司事务的王兵匆匆赶来，一身冷色的西服套装使不苟言笑的他看上去愈发内敛、严谨。

　　但王兵递过来的名片却是热情的鲜红色，用的也是一种不易被撕折的材质，上面“北京市华夏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几个白色的宋体字，让北京8月的燥热和周遭的冷峻立马换了副面孔，变得温情脉脉起来。

　　批发慈善

　　“我代表的是基金会，而不是我个人或我的公司。公司已运作了十几年，但我从未接受过媒体采访。”王兵再三重申他此时的身份，对所有他认为跟基金会无关的问题都坚决地避而不谈。

　　在基金会的宣传册上，发起人下面罗列着几个响亮的名字——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TCL集团董事长李东升、搜狐CEO张朝阳、神州数码总裁郭为等共7人，而王兵作为鼎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被排在首位。

　　“我在他们当中年龄最小，所以由我来牵头做这个事。”王兵在谈到他出任基金会理事长的动因时说。王兵认为，当财富达到一定额度后，单纯的数目字的增加便不再给人带来愉悦和幸福感。“当帮助别人时，我发现了快乐的另一个源泉。”

　　华夏慈善基金会于今年3月注册成立，是国内第一家由企业家发起建立并管理运作的民间组织，以私募形式筹集善款。为打消捐资人的疑虑，王兵强调所筹善款将100%用做慈善项目，而基金会的日常运营费用由7位发起人另行出资支付。

　　几年前，王兵也曾多次给失学儿童、贫困大学生捐钱，也出钱资助学者、院士出书，这些比较随机的行为，被王兵称为慈善的“零售”，他说，“这不是在做慈善事业”。“而现在我们在做批发。”王兵进一步解释说，“零售是单对单的，而我是一个大的渠道，跟以前完全是不同的概念，我们现在就是在构建批发的概念。”

　　40岁的王兵是业内知名的投资管理专家，不乏成功的商业项目操作经验。他因此有理由相信，自己和一些同道作为“商业精英”投身慈善事业，也同样能构建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市场化、职业化、专业化、国际化的发展模式”，“而不是商业化。”他强调。

　　“我们这个基金会完全由企业家组成，就是人们所谓的‘高端人群’。让社会精英参与到慈善组织或非政府组织中来的优势有两点：财富是一方面，另外，我们这些人都有十几年甚至三十几年的商旅经验，这个无形资产对事业的发展将有非常大的帮助。今后所有的项目运作人员我们也将全部起用MBA。”

　　对于基金会的初始资金和至今所募善款的金额，王兵讳莫如深，三缄其口。他说：“当你干一件与众不同的事情时，总会碰到怀疑的目光，总有人会朝相反的方向想。”

　　慈善火种

　　王兵认为基金会应该是一座桥梁或平台，各种资源可以在这里得到最好的配置，“把富人的钱配置给穷人”。“现在搞慈善捐救活动，一般都是由政府出面，比如一旦水灾、海啸等天灾发生，政府就会组织动员各级党员干部伸出援助之手。但是，这些人也都是穷人。我觉得这不是有效的资源配置。”

　　“我们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大的生态系统，各个生物链条都十分齐全：志愿者、学校、医疗机构、社会大众、捐资人等等。”

　　华夏慈善基金会为建立这一系统进行了很多探索，比如在救助艾滋病致孤儿童项目上，基金会没有同政府合作，而是培养志愿者组织。

　　“中国很多志愿者是有理想有信仰的，这些人抛家舍业来到那些最穷困的地方，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并且拿不到一分钱的报酬，甚至还遭到误解，但他们却百折不挠。比如我们资助的东珍志愿者组织，大概有几十个人，我们出钱资助培养他们，使他们的激情和热情转变为理性。”

　　据王兵介绍，基金会为整个项目做了个闭环的控制系统，建立了一个计算机数据库，然后对志愿者进行培训，熟悉这个系统及数据库。“这样，志愿者组织就可以和基金会对接起来，基金会每个月听取志愿者的反馈，进行考核、评估。”

　　王兵认为，中国现有的基金会缺乏考核、评估的机制，效率不高。“我们要做这个领域最好的。”王兵自信地说，“哪怕有人捐1元钱，我们也要把这1元钱纳入系统化的管理中来。系统化以后，1元钱和1个亿是一样的。”

　　王兵把基金会所做的探索称为“火种”，他说一旦基金会的运营进入良性循环，有职业化的队伍形成，他就退出来。他认为中国慈善事业要经过50年的时间，到第3代才能够辉煌。

　　救助艾滋病致孤儿童

　　华夏慈善基金会成立后，经过充分的调研、评估，选择了艾滋病致孤儿童作为重点救助对象。这个项目开展3个月以来，已有195名艾滋病致孤儿童被纳入该项目接受基金会的长期救助。

　　8月初，基金会与国家工委联合主办的艾滋孤儿夏令营活动也已经启动，这一活动旨在推动全社会正视艾滋病和艾滋病致孤儿童的存在，帮助这些孩子摆脱歧视，面对不幸树立起勇气和信心，和其他孩子一起在阳光下健康成长。

　　“你能想象艾滋病致孤儿童的生存状态吗？他们的家庭没有温暖，生活没有保障，还要经常遭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歧视。这些孩子长大以后，将成为社会的一个不稳定因素。”王兵说，“我们这次搞的夏令营活动，就是要带80个艾滋病致孤儿童到北京来，带他们看长城，看故宫。我和基金会的几个发起人，每个人都带一个孩子到自己家里，让他们感受一下家庭的温暖。”王兵说。

　　就像王兵时刻强调“我做这些跟我的公司、我的家庭没有任何关系”一样，他的妻子刘峥嵘同样不事张扬。夫妇二人是长江商学院的校友。当记者联系到刘峥嵘说明采访意图时，她果断地说，“我们没有做什么，没有什么可以说的。”

　　记者在长江商学院的内部网站上看到了刘峥嵘针对夏令营的活动向校友们发表的一份倡议书：“我是EMBA三期学友刘峥嵘，作为一个有两个孩子的母亲，我爱他们，但是有这样一群孩子更需要得到我们的帮助，我和我的家庭已经报名参加了‘爱心家庭’艾滋孤儿夏令营活动，希望我的学友们能跟我一起给予他们支持与关怀。”

　　“艾滋病致孤儿童不是我们在茶余饭后唏嘘慨叹的谈资，不是对我们慷慨施舍感激涕零的受惠者，帮助他们的同时也是在帮助我们自己。让我们丢开漠视与麻木，行动起来，给这些生活在绝望中的孩子同时也给我们自己的孩子一个没有仇恨的安宁和睦的社会，一个平静美好的明天。”

　　和低调的行事风格相比，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温暖和关爱显得越发浓郁。

　　企业家精神

　　深圳歌手丛飞的遭遇让王兵感到个人力量的渺小，“我认为丛飞做的虽然是好事，但同时又是个悲剧。他累死累活地帮了那么多人，还是有很多的人不理解他。而我们所做的是一个产业，我们把慈善作为一个系统化的事业来做。”

　　“虽然现在做慈善事业时机不是最好，但总得有铺路石，总得有去探索的人。”王兵说是企业家精神在支撑他来扮演一个先行者的角色。“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是发现一些机会和机缘，用他有限的资源，采用科学的管理模式和运作方式，在新的领域进行尝试和探索。”

　　王兵说他现在特别累，因为很多人对他积极投身其中的事不理解，对此他有自己的体认，“从短期上看，好像这个事情占用了我很多时间。但人生就是这样，什么叫‘舍得’，有舍才会有得。”

　　“人到了四十岁左右时，做这些事可以使心态得以平衡。”王兵顿了顿，认真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