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厚良
日前，一位市民向媒体投诉：设在北京西站的“北京向导”向问询人员收取1元、2元数额不等的“问路费”。据了解，“北京向导”是政府批准的合法企业，咨询收费已经多年，而且“收费是政府部门批准的”（8月10日《新京报》）。
看似一件小事，却引发热烈讨论，据某门户网1万多名网友对此表态，其中87.19%的网民强烈反对，认为在礼仪之邦，给人指路是举手之劳，收费不合适，6.8%的网民认为无可厚非，属于正常的企业经营行为；有6.02%的网民非常支持，认为这比私人指路收费正规多了，是一种进步的表现。大多数人的着眼点，认为收费行为与传统的社会公德相悖，因此有人戏言“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诗句将来要改成“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先收问路费”。
“北京向导”收取“问费路”与社会公德有一定关联，它反映出道德领域过多渗入了市场经济要素的现实。虽然与私人指路收费相比，“北京向导”收取的1元、2元不等的咨询费并不算高，但是，对于城市管理者来说，这是一个关系城市品位的细节。这个细节折射出我国当前许多城市公共资讯服务的落后。依笔者之见，收费的“北京向导”的出现，与其说是对社会公德的拷问，不如说是对城市公共资讯服务现状的拷问。
近几年来，城市规模不断发展，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的确让人一时分不清东南西北，不知道何去何从。而像北京、上海之类的大城市，情况更糟糕，不要说初来乍到的外地人找不着北，就连本地人也常迷路。正所谓，“有需求就有市场”，这就是“问路收费”的现实背景，“职业指路人”、“收费带路”应运而生，填补了政府公共资讯服务落后留下的空白。
要解决收费的“城市向导”带来的尴尬，出路在于政府要发展和完善现有的公共资讯制度，为社会公众提供更为人性化的、更为便利的公共服务。近几年来，各大城市在完善公共资讯服务体系上做了大量工作，比如建立地名查询系统、开通公交路线网络查询等。但是，与社会公众的需求相比，政府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体系仍然显得落后而低效，有必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来加快公共资讯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完善。
笔者以为，就收费的“北京向导”而言，将其收编、转化为政府管理下的公共服务机构是最好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