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多年前的日伪教科书之争

　　《大连日报》记者 张卫家 本报记者 王浩

　　近日，“踏访东北抗日纪念地”采访团来到大连市金州区胜利路727号。眼前是一栋两层的俄式小楼，小楼现已空置不用，静静地矗立着，有些褪色的红色楼门显出沧桑的模样。就是这栋普通的小楼，记载着一段极不普通的历史———这里正是日本统治大连时期，名噪一时的“关东州”公学堂南金书院，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地区推行了40年的奴化教育就是在这

里开始的。

　　日本人大肆推行奴化教育

　　我们来到被誉为大连史志“活字典”的孙玉老先生家中。75岁的孙玉是当年公学堂教育的亲历者。他捧出厚厚的文献和一大本老照片，朴实而平和的讲述中，那些曾经亲历的奴化教育往事慢慢重现。

　　1945年春，孙玉进入南金书院读书时，日本侵略者已经显出颓败之势。在学校教育中，日本人拼命增设“勤劳奉仕”和军事训练。“勤劳奉仕”实际就是在后方为日军做苦役，如修战壕、挖防空洞、修飞机场等，中国学生常因食宿待遇不公而与日本学生发生争执。1944年9月，旅顺男子高等公学校学生在三涧堡“勤劳奉仕”时就曾爆发大规模的反日爱国运动。军事训练每周3次，每次90分钟，由日本军人上课，动作稍有错误、迟缓，便遭到辱骂和毒打。“大家都把军训课称为‘鬼门关’，真不知道那段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60年过去了，孙玉对那段痛苦经历依然记忆清晰。

　　日语被定为中国人的“国语”

　　日本统治大连时期，公学堂主要开设“国语”（日语）、“满洲语”（汉语）、“修身”等课程，很多课程都是用日语讲授，学生一入学即被告知，若日语不及格，则不能毕业。到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日语的课时比重进一步加大，达到每周10节，远远超过汉语的课时。

　　日本侵略者除了强迫中国学生必须学好日语外，唱歌、图画和手工等课程也尽量采用日本内容和日本风格，算术课的某些例题也都明显地透露出日本气息，连中国学生的名字都要改为日本名字。社会上也出现了一种极不正常的语言现象———“协和语”———一种将汉语与日语的词汇、语法极不规范地掺杂在一起的“洋泾浜”，如“万年笔”（钢笔）、“喇轿”（收音机）等，造成语言文字的极大混乱。如今，大连地区的一些上了岁数的老年人依然记得当年“协和语”泛滥的情形。

　　中国师生围绕教科书的抗争

　　有奴化教育，就有反奴化抗争。公学堂里，中国师生曾多次围绕教科书的选用和编辑问题同侵略者展开激烈的斗争。

　　1908年，中国学生和家长公开抵制旅顺公学堂引进的台湾公学校所用的《汉文读本》；1913年，西岗公学堂堂长中堂谦吉等人新编的《汉文读本》一出版，大街小巷便骂声不断，一些学堂的中国教员纷纷辞职，致使各学校教员骤然奇缺；1928年，金州公学堂堂长岩间德也（日本人）等编辑的《中国文教科书》中大量出现愚弄中国人民的内容，为此岩间德也连遭三天围攻，最终答应重写教材。1932年，伪满洲国奉天文教部编印了一套新教材在全东北发行，庄河中学在宋良忱校长的抵制和反抗下，教材更换之事一拖再拖。直到1935年，庄河学校的历史、地理、国语等教材，仍然延用中华书局或商务印书馆翻印的旧本。

　　1942年，日本关东州厅学务课公然在教科书中篡改历史，气焰嚣张地要把东北三省的历史说成是“日、满、蒙共荣”的历史，企图在文化、风俗等深层次上把东北三省从中国割裂出去。时任关东州中学历史教科书编辑的孙宝田闻讯后愤然而起，“决不能照办。无端篡改历史，我等有何颜面面对子孙后人？”他火速联合旅顺公学堂教师金纯泰等教育界人士，进行坚决抵制。这场围绕着教科书的斗争最终以中国人的胜利而告终。

　　日本在东北实行的奴化教育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以旅大地区为基地，借南满铁附属地向东北广大腹地扩张势力。他们扬言说：“多培养一名支那青年，日本的势力就向大陆多前进一步。”由此开始了对我国东北的愚民政策和奴化教育。

　　1904年，金州士绅创建南金书院民立小学堂，1906年改为官办，更名为关东州公学堂南金书院，这是日本在关东州开设的第一所学校。随后日本开始开设普通学堂（小学1至4年级）、公学堂（小学1至6年级）、高等公学校（中学）、职业学校等各级学校，到抗日战争结束前，在关东州共开设普通学堂126所、公学堂20所、高等公学校两所，职业学校7所。

　　【记者感言】

　　光明者与畏缩者

　　踏访中，奴化教育、不规范的日式协和语……一并摆在我们的眼前；沉重与沧桑，气愤与感动，压抑与震撼……一同挤压着我们的大脑。我们不知道历史在每一秒钟中的真实细节，但却清楚地知道：在侵略者的皮鞭下读书要承受怎样的煎熬；为了让子孙了解历史真相，面对侵略者的刺刀拍案而起、奋起抗争需要怎样的勇气！

　　为何有的人总是不敢面对过去？为何有的国家直到今天还在本国的历史教科书中遮遮掩掩？相信历史永远是客观、公正的，时间总会给世人一个明确的交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