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杂烩广东人

　　建设文化大省

　　啸父

　　曾有外地学者描绘广东人是个“大杂烩”，并将现今的“广东人”分成三类:一是本地人，包括20世纪80年代前来此居住的人，统称为本土广东人；二是80年代至今移入人口，称

为“新广东人”；三是人数众多的春来冬去的内地打工者，称为“候鸟人”。

　　广东堪称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多元杂烩广东人不再只是地理概念，还是人种学意义上的称谓，是文化传播和融合的概念，是一个有着独特精神气质和特征的群体概念。

　　多元杂烩的广东人首先具有人种方面的优势。人种的改良可以看作一个长期的文化历程和成果。从古代第一次移民高潮中赵佗鼓励汉越通婚开始，汉越杂处、互相通婚逐渐成为普遍现象，它使汉越族在基因、体质上互相影响、互补不足，这种融合贯穿整个封建时代，最终使南方各越族大多融入了汉族大家庭，是中国今天的华南人种群逐步形成的主要因素。20世纪移民潮在改善人口结构，提高市民素质上的效果更直观。如果30年前到过宝安，现在重来深圳，看到的形象、肤色、人种素质恐怕有点泾渭分明，恍如隔世。当然这有生活水平提高等因素，但“一代俊媳妇，三代好儿孙”，远程杂交的人种优势也难以否认。《外来媳妇本地郎》电视剧长播而不衰，说明广东人对此十分认同。人种方面不能不提海外因素。广州作为珠三角中心，是中国历史上秦汉至明清2000多年里唯一经久不衰的外贸港口。即使清代海禁，它仍保持“一口通商”地位，几乎垄断中国的外贸和交流。这使她享有“万国衣冠，络绎不绝”之美称。在近代，广东的混血儿恐怕是全国之最，历史记载中还有黑孩子。这可能与华侨众多有关，但与“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口岸，洋人众多，播下种子也有关联。

　　人口杂烩更重要的成果恐怕还在文化层次的提高。长期的汉越通婚缓和了汉族与越族间的矛盾，稳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政权，而且促进了各方面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人们为岭南能在近代辉煌提供了许多答案。我觉得这还得益于人口杂烩。由于侨居和移民众多，与海外有频繁的人员交往和通婚，岭南才能很早接受海外文化，在近代前后又广泛深入地受到西方文化影响，岭南文化才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后，显出自身的特色和优势，由非主导文化发展为主导文化之一，反过来深刻地影响着汉文化母体。在20世纪末的移民潮中，广东成功地与中国各地域文化、华侨文化、港澳台文化、海归文化以及洋人带来的外域文明相融合，更是在很短的时间里造就了广东的辉煌，成为与北京、上海三足鼎立的强势文化。有人高度评价知识精英对岭南文化发展产生的影响。高级科技人才对珠三角乡镇企业发展一度举足轻重，迅速提升了广东科学研究及高技术应用的水平，充实了广东的文化教育基础，这些都对岭南建功甚伟，“是广东成功的功臣”。有一个有趣的现象:研究岭南文化的学人很大部分是新移民。这里包含丰富的文化意蕴，说明能将两种以上形态的文化互为参照的人，更具有文化比较研究的冲动和深度，也折射了新移民需要从文化上肯定自己迁徙行为的心态。同时他们关于岭南文化的探究不仅常被置于中原文化视野中，还提供了许多新时代的文化视角，扩展了岭南文化的视野。

　　人口多元结构最深刻的成果是培育出岭南独特的文化精神。尽管有那么多移民，并且是以移民为主体的多元型文化，但岭南文化并不会被他人同化，而是继续保持并发展自身的特色，这是为什么呢？她的多元特色正是在长期移民以及由此带来多元文化的并存之中才得以产生。岭南文化的重商色彩，在四海商家涌入涌出的潮水中得以强化。重商在内外贸易相当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培养起来，自产自销的传统农业社会只能形成“重农抑商”的价值取向。就创新精神来说，新移民是颇具活力的创新群体。你总得有新东西，有招牌本事或高科技高文化，才能成功创业和站稳脚跟。哪怕只是引进一种新菜式，如最先引进韶山冲的毛家菜或韩国料理，广东也就多些新亮点，在多元上再加多一元。仔细考察务实、兼容、功利、求变、竞争、时间、变通、多元价值、市场导向、专业精神等观念，它们与人口的流动和结构都有某种关联。怪不得，多元杂烩在广东人看来并没有什么贬损意味，反倒是个褒义词。所以他们继续热衷于追看《外来媳妇本地郎》，且巴望着“外来郎君广东妹”新鲜滚热辣出炉。

　　作者系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