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性契约的政治性质

　　女性观察

　　王宏维

　　婚姻是什么？婚姻实质是一种性契约，古代婚姻是建立于封建宗法制度上的，现代婚姻则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性契约。

　　然而，在古代订立这一契约的并非是结婚的男女双方。这点，在婚姻程式上体现得非常明确。中国古代在《仪礼》和《礼记》中，都记载有关于婚姻程序的“六礼”:采纳(收男家之礼)、问名(问女方生辰)、纳吉(卦问吉否)、纳徽(缴币立婚约)、请期(择娶吉日)、亲迎(迎妇归家)。出面办理这一道道手续的，不是结婚当事人，而是男女归属的两个家庭和家族。

　　在父权制宗法制度下，婚姻作为性契约的第一目的就是生儿育女，为父系家族传宗接代。因此，女性一旦成婚也就别无选择地沦为了生育机器，其第一责任便是生育，尤其是生男孩。古代学者也曾讨论过怎样的男女结婚为宜:一是不可同姓，因“男女同姓，其生不蕃”；二是反对早婚，理由是:“未知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多数主张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原因也完全是从养育后代来考虑的——“男子三十筋骨坚强，任为人父；女子二十肌肤充盛，任为人母。”所以，古代女子过了二十岁还未出嫁就被称之为“过时”。可见，传宗接代才是更重要、更根本的目的，婚姻只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的性制度，即为了确保生育纯粹属于这个父系、这个家族血缘的强壮后代的性约定。毫无疑问，在父权制背景下，婚姻具有鲜明的男权中心主义性质，也是维护男权中心主义地位必不可少的手段。

　　女性主义在对婚姻的研究中援引了社会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婚姻是交换的原型”，并进一步说明，婚姻虽是一种性契约，但却并不如同现代意义上的雇佣契约关系，而是奴隶性质的契约关系，还就此揭示了婚姻与社会政治制度的内在关联。研究认为，从社会层面看，婚姻所交换的是一种“独一无二的财产”、也是“极为珍贵的财产”——女人。据说，西方最早成为奴隶的就是在战争中俘获的女性，而男人一旦被俘往往即刻被杀掉。女人之所以得以留存，不仅是她们可作为劳动力使用，还可被男人作为性对象使用，还能够生产新的奴隶劳动力。因此，女奴隶被认为是为奴隶制的发展提供了某种“动力”。而且，女奴隶一旦生儿育女，为保护自己和孩子的生存，惟有牺牲掉自己的反抗性，对被奴役的状况逆来顺受。经历这样的历史演变，结婚也就成为通过交换女性，使之成为父权制社会中“一举两得”的财产:男方家庭既得到了永远无须付给工资的劳动力，还获得了使这个家族香火得以延续的工具。相比之下，现代雇佣方对被雇佣方不仅要付给工资，而且只拥有相对的权利，即工人在从事雇佣劳动的同时，他们的公民身份与权利仍是完全的，雇佣方无权剥夺。与此不同的是，奴隶主对奴隶却拥有绝对的权利，奴隶不仅没有人身自由，且生杀予夺也听凭于奴隶主。这就像女人一旦嫁入夫家，“其存在被并入了丈夫的存在之中”，她的丈夫也就成为了她的“主人”，妻子是“隶属”于丈夫的，她和她所生的孩子都是丈夫的财产。在英美传统上，妇女结婚之后就要改姓丈夫的姓，要住在丈夫居住的地方，妻子的收入也要归入丈夫所有。甚至直到19世纪，英国人还认为丈夫具有责打妻子的权利，只要所使用的棍子不超过男人的大拇指粗。

　　西方政治学有深远的契约论理论基础，若把婚姻这一性契约与之联系起来，又有什么新推进呢？17世纪的英国政治哲学家洛克在其《政府论》一书中提出，(已婚)妇女是不可能与男人在同一基础上进入公民社会的，原因就在于她们不具有独立意志，只是隶属于某男性公民个体、并服从于这个男性的判断。这也说明，婚姻作为性契约确实是一个“原型”，婚姻以制度和法律的形式赋予男性拥有的性权力，实际上成就了夫权和父权，并产生了重要而广泛的影响，成为社会政治制度的基础部分。所以，当婚姻制度有所改变、甚至面临分崩离析之时，所影响的就可能是整个社会、其中必定包括政治制度方面的大变更。那些心怀不满并力图改变在婚姻中居于从属地位的妇女，也因此被卢梭与黑格尔等男性思想家称之为“自然政治的颠覆者”。然而，就在他们略带愠色的言论中，却一不小心落入了一个逻辑陷阱——把婚姻家庭确定为私人领域、把社会政治等确定为公共领域的二元划分，暴露了难以遮掩的逻辑困境。因为妇女正是在对婚姻家庭这个划定的私人领域的批判、颠覆中，涉及并颠覆了政治这个公共领域。所以，私人与公共领域之间，实际上是贯通、相连的。即使千方百计要把两个领域划分开，把女性固定于私人领域，反复鼓吹“妇女的命运就在家中”，结果也保不住男权中心主义的政治制度不被颠覆。

　　所以说，婚姻是性契约，但同时这个契约也是政治的，婚姻革命是社会政治革命的导火索。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