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受贿法不容情

　　临湘原副市长自称解决实际问题时总是囊中羞涩

　　2005年7月26日，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岳阳市君山区人民法院认定，君山区检察院就原湖南省临湘市副市长余斌受贿一案中所指控的22.5万元中，有9.5万元属于受贿，另10万元属于朋友馈赠，但应认定为违法所得，其他款项的指控因证据不足不予采纳。余斌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没收财产6万元。由

于余斌提出，在案发前他曾以教育局或市政府的名义，将收受钱财中的15.47万元用于帮助下属乡镇、企业、学校，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此案引发了“私受钱物用于公务是否为受贿”的争议。

　　情有可原但法不容情

　　争议随着终审判决的公布迅速升级，余斌和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双双被推至风口浪尖。

　　一方面，数以万计的网民对法院提出了质疑，他们对余斌作出了“好官”的评判与“不应判刑”的道德同情，有网友甚至称余斌为“大侠”，或“杀富济贫的绿林好汉”。截至8月8日，新浪网的调查显示：66%的网民认为收受的财物全部用于公务活动，没有据为己有不构成受贿罪，24%的网民认为赃款的去向不影响受贿罪的构成；近72%的网民认为法院判决不公平。

　　另一方面，学术界的一些专家认为，动机不影响定罪，动机只影响量刑，法律并没有说动机好就可以不定罪，如何支配受贿所得与受贿并非同一概念。他们理解和肯定法院的判决，认为“济贫”并不能改变受贿事实，情有可原，但法不容情。

　　按照正常的量刑标准，受贿 10万元以上可判处有期徒刑 10年以上， 9.5万元的受贿额应该在5年以上10年以下，不少专家认为，余斌判三缓五，量刑已经相当低了，说明法院在量刑时已经考虑到余斌将受贿赃款用于扶贫的因素。

　　也有一些专家认为余斌没有犯罪故意，因此不够成犯罪，余斌案并非是一件官员腐败案，余斌的目的是善意的，而腐败的性质是腐化和堕落。

　　另类受贿解决大问题

　　2004年7月9日，余斌接到了“组织谈话”的通知，此前，组织上已经对他进行了一个月的调查，“岳阳市反贪局问了我一些问题，我说你们不要问，我自己写。”他将自己自1992年以来，特别是在担任临湘市副市长期间与他人的经济往来都做了主动陈述。余斌表示，检察院后来指控他的所谓“收受钟希金等人贿赂22.5万元”的款项都是来自他当时的陈述。

　　“我在纪委工作十余年，依照我的纪检经验和法律知识水平，我坚信自己没有犯罪，只是违反了组织原则。”余斌同时将所有收受的礼金去向都作了交代。第二天余斌被执行“双规”，随后，2004年7月 16日被刑拘， 7月 29日被批捕。余斌觉得情况有些复杂了，“这个结果，我的确没有料到。”

　　两级法院最后认定，余斌实际受贿金额为 9.5万元，皆为 2001年4月至2003年春节前，余斌在担任临湘市教育局局长期间，收受钟希金、李建波的贿赂。其中，来自钟希金的贿赂共计 8.5万元。

　　对于法院认定的情节，余斌说：“是我主动交代的，我认可。”但他对钟希金行贿中的细节描述有不同看法，“我并没有答应过钟希金给予招标等任何帮助，招标是由建委与招标办负责的，我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余斌解释：“我在担任监察局局长期间，监管过招投标，发现按照现行的招投标体制以及定额标准，工程利润空间很大，搞基建的为何要给主管部门送钱？就是因为利润空间大。承包一个工程就可以暴富正说明了问题。我曾提出招投标应是报价最低的中标，只要基建单位能按照标准施工。但现实中这种办法又行不通。”

　　“项目经理把钱送上门来，要是收了，对他不存在伤害，这些钱本身就是他从社会多拿的，况且，只要我不占为己有，那就应该不是什么大的原则性问题。”余斌说，尤其是他担任临湘市副市长后，他越加觉得这种另类的受贿方式对解决实际问题有效。

　　“我一个副市长一年的工作经费只有1万元，还包括轿车保养、油费等，很窘迫，却有很多社会矛盾需要解决。”余斌说，这些社会矛盾绝大部分还是经济原因，很多时候，小钱能解决大问题。余斌说：“你要一些老板帮助解决社会矛盾，他一分钱都不愿意出，但他就愿意给主管部门，尤其是部门领导。”

　　“这些钱本就是从社会多拿的，我帮你返回社会，解决社会矛盾，效果非常好。”然而，余斌在纪委领导职位任职十多年，应该知道组织纪律，他为何没有将这些钱上交呢？

　　余斌的解释是：我没有受贿动机，拿这些钱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社会矛盾，如果上交了，我就没有了支配权，遇到实际问题需要解决时，我又囊中羞涩。

　　“上交，无非是交到纪委等部门，但最后很可能拿去解决某些单位小范围的福利、待遇，对解决社会矛盾无助。”余斌说，他的做法是在现实中被迫做出的选择。

　　“礼金支出”认定 7.9万元

　　余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自己有受贿行为，违反了党纪政纪，但他认为没有构成受贿罪，因为与一般受贿官员不同，他没有将一分钱用于个人挥霍，而是“济贫”。2004年10月 22日，岳阳市君山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同年 11月25日，君山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余斌向法庭出示了11份票据和数十份证言，证实他所收受的钱财中，有15.47万元已被用于扶贫帮困、社会赞助和公务活动，他认为可不作受贿数额认定。

　　记者看到了这些“礼金”支出的目录：———2002年春节前，我已经调任临湘市副市长，文白乡党委书记与乡长找到我，称该乡还有几个乡干部的工资没有解决，我便从这些“礼金”中拿出了1万元。

　　———2003年夏天，西冲村因渠道损坏导致纠纷，村民闹到市政府，要求市长批钱维修渠道，路过我办公室时，我给了该村5000元，平息了纠纷。

　　——— 2004年春节， 3个下岗职工找到政府，坐在市长办公室不走，市长要我接待。我拿了600元钱给了秘书科，安排给他们每人200元。

　　对于这些“礼金支出”，一审法院认定了 4.5万元，二审期间，余斌又提供了 3.4万元的证据，出庭的检察员对该事实未作异议。

　　余斌说：“很多开支我都要人写明了是从红包礼金中列支。因为零零碎碎发了出去，很多钱我自己都不记得用到哪些单位去了。”

　　2003年，余斌在横铺乡挂点，6月，乡党委书记胡章君和乡长夏朝阳找到余斌，说乡财政税上缴任务无法完成，要求帮助到银行借款10万元周转，余斌告诉记者，当时他考虑乡镇困难，到银行借款要负担利息，而且手续不好办，因此便在收受的现金中拿出了10万元，当时乡领导要写借条，他说没必要。事后，司机告诉余斌，他要夏乡长写了一张借条。2004年初，横铺乡还了5万元，并表示乡里太困难，无法一次还清，余斌当即回答，万一有困难，这5万元就给你们。这5万元至今仍在横铺乡，此为余斌从收受的现金中用于扶贫帮困的较大的一笔。

　　而对于收受的礼金中尚未“济贫”出去的部分，余斌也做了相应交代，他说有8万元左右已经在2004年上半年分别许诺给了一些乡镇和部门，只是因为他被查处而没有兑现，其中：给予挂靠的扶贫点横铺村1万元扶贫资金；长安镇某居委会反映污染严重，余斌表示，由市政府解决3万元治污费，为防止单位之间推诿扯皮，他明确这3万元不需建设和环保部门出，由他想办法……

　　据《新民周刊》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