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拯救家乡人的灵魂负有责任

　　讨出一个“新生活”那懒汉总喜欢在成都的寺院门口摆一帽子，然后就睡觉，睡醒了就看看帽子里有没有钱，他实在 太懒了 除了院落间树影的缓慢移动，时间在小寨村几乎是停滞的，无意义的。

　　很原始的土坯房和很时髦的砖瓦房夹杂着，局促地拥挤在干涸的河道边上，村口几个老人蹲在地上默默地抽着旱烟， 个别人家的台阶上坐着无所事事的大男孩。小寨像一个

被遗落到大山深处的弃儿，只有一条狭长而破败的土路，表明它与远方 的现代文明还没有完全失去联系。

　　记者到达小寨村的第一天，刚刚开始在村里游荡，就发现被一个戴深度近视眼镜的年轻人盯上了。他看上去不修边幅 ，脸上、衣服上也满是泥污，只是从神情上看，他与他的乡亲有着显著的区别。听说记者是来采访讨要现象的，他表现得极其 热心，一再要求去他家里坐一坐，似乎有很多话要说。

　　这青年就是李玉平，23岁，湖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的学生，也是迄今为止小寨村惟一一个考到省外的大学生。小寨 初中的校报上《致全乡中小学生的一封信——别跪了，小寨人，站起来》那篇文章，就是出自他的手笔。

　　带记者在村中采访的时候，村里的景象与村民的言谈，显然让李玉平既急且愧，表情复杂。

　　村里零星看到的多是老人、襁褓中的孩子、未结婚的小青年。妇女成了下地劳动的主力，“现在是村里人丁最少的时 候啦，正赶上放暑假，很多人都领着孩子出去讨要啦。”坐在门前发呆的年轻人包世明(化名)告诉记者。

　　除了少数几个租了孩子的“惯乞”每年在外讨要三五个月，多数小寨村乞讨者每年最多出去三四十天，“夏天跑东北 ，冬天去南方，两头不受罪”。在他们看来，能依靠讨要弄回三五千元，保证家里一年的基本生活，就很知足了。

　　村里最著名的薛家懒汉已出去乞讨了，家里只剩11岁的苦儿子和疯疯癫癫的奶奶。村里人说他虽然常年在外乞讨， 却从没见他带回钱来。见过他“工作”状态的人说，他总喜欢在成都的寺院门口摆一帽子，然后就睡觉，睡醒了就看看帽子里 有没有钱，他实在太懒了。

　　现在，小卖店里最繁忙的只是村里仅有的几部“能打长途”的电话——多半是外出乞讨的人向家人“汇报工作”。村 口的老人说，如果是讨要的“淡季”，村里人多的时候，能看到另一番景象：小卖店里的啤酒白酒下得飞快；很多窗口里会传 出麻将的哗啦哗啦声；另一些窗口会传出卡拉OK的歌声，很嚣张的音量；如同要举办摩托车比赛，很多人都喜欢把摩托车骑 出来，即使只是从村东头到村西头。

　　摩托车，在小寨村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哪一家新买了摩托车，亲朋好友都会买一些鞭炮前去祝贺，主人则要杀几只鸡 ，摆下酒席款待大家，这一习俗被当地人称为“贺车”。砖瓦房、彩电和音响，也是这些是那些解决了温饱的乞讨者的生活理 想。这个夏天，村里人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知道吗，李××家已经开始盖他们的第三间大瓦房啦，据说还是村上第一间楼房 呢。

　　“我对拯救家乡人的灵魂负有责任”

　　“我的努力不完全是为了自己，我要让村里人看到，到外面读书是有前途的，供孩子读书而不是带他们讨要，是值得 的。”

　　李玉平自认是村里的异类。“跑那么远去读书，又总爱回来‘管闲事’。由于我选择了与他们不同的道路，甚至有一 些人抱着不好的心理，等着看我们家的笑话。”

　　不过他显然不在乎村里人是不是把他的举动当笑话。记者采访的那几天，他一直忙前忙后，不断地说“你可以在报上 登我的真名”。

　　李玉平有一种信念——他认为他对于拯救家乡人的灵魂负有责任。

　　他偶尔会和比较要好的同学讲起小时候乞讨的事。“我痛恨自己幼年时代的乞讨经历，但我并不想隐瞒和逃避。”

　　六七岁的时候，李玉平就被父亲领到成都去讨钱。“父母做这个决定简直没怎么商量，因为没办法，家里太困难了， 不出去讨要就活不下去了。”

　　第一次出远门、坐火车、进城市的兴奋，很快就被第一次讨要的恐怖记忆取代了。

　　李玉平说，第一次讨要的对象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那时的紧张和羞怯却是一辈子也忘不掉的。前面是陌生的城里人 ，背后是熟悉的父亲，他跪下去乞讨的那一刻，头几乎要埋到泥土里。“对于当时的幼小心灵来说，尊严意识倒不强烈，但是 对这样的生活充满了厌恶和恐惧。”李玉平回忆说。

　　和所有外出乞讨的乡亲一样，李玉平和父亲最怕遇到警察(他们有过一次被警察收容并遣返的经历)，到后来演变成 惧怕一切穿制服的人。即使是结束了乞讨生活，到岷县县城赶集的时候，李玉平远远见到警察，竟然也拔腿就跑。

　　“当然，好人也很多。有一个人问了我家的情况，拿出几百块钱，说是足够路上花了，劝我跟着爸爸回家。”李玉平 说，他把钱交给父亲，哭着嚷着要回家，爸爸开心地收起钱，却绝口不提回家的事。

　　李玉平随父亲去了两次成都，分别讨要了20多天，“第二次去的时候，看到火车站广场旁边多出一栋那么高的建筑 ，是成都大酒店，心里想城里变化真是快啊。”李玉平说，如果说讨要的经历对自己有什么“积极意义”，那就是开始向往城 市生活。他选择了一条自认为惟一正确的道路：读书，近乎拼命地读书。

　　父亲第三次想带着他出去讨要的时候，李玉平说什么也不肯去了，他还说服了母亲，一起阻止父亲再出去乞讨。

　　在湖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李玉平属于那种吃得最少却浑身充满能量的学生，他不放过任何可能提高自己的机会。如 今，他是计算机系的学生会主席，因为“个人奋斗”的卓绝而被同学们尊重。

　　“我的努力不完全是为了自己，我要让村里人看到，到外面读书是有前途的，供孩子读书而不是带他们讨要，是值得 的。”

　　穷山恶水出乞丐？

　　“我不相信人穷志短的说法，就算在岷县，很多村子的生活并不比小寨村强，他们怎么没大规模出去讨要呢？”

　　和村里强大的讨要风气对抗，李玉平不无孤军奋战之感。好在他还有个同道，他的堂兄，小寨初中校长李平。

　　作为村子里难得的“文化人”，土生土长的小寨初中校长李平虽是教师，却更像一个医生，他喜欢探讨“小寨之疾” 的成因，并试图给出治疗方案。

　　李平日常工作的核心，就是与自己的乡亲、那些家长争夺孩子。尤其每年寒暑假的时候，怎么把学生们留在村里而不 被家长带出去，很让他费一番心思。“孩子是小寨村的未来和希望啊，其实他们接受了教育，多数都不愿意出去讨要了，学校 就要帮助他们说服家长，拒绝家长。”

　　留更多的作业，甚至“违反政策”偷偷补课，李平认为，既是为了留住孩子，也是孩子们“知识改变命运”的必然选 择。

　　比起以上途径，李平觉得直接去做家长的工作收效不大。和他们讲未来，他们看不到那么远；讲知识的重要，他们不 理解；他们知道的是，谁家出去讨要了，这一年的日子就能过的好一点。

　　现在李平对“乞丐村”的感情很适合用八个字概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有一次，李平直截了当地向前来视察的县领导发问：“在你见过的村庄中，小寨是不是最穷的？”县领导沉吟了一下 回答：“差不多。”

　　岷县曾经是国家级贫困县，而大山深处的小寨更是远离现代文明。小寨现在已经与中寨合并，确切称谓应该是中寨镇 小寨办事处，办事处辖区内的小寨村及虎龙村，都是外出乞讨现象最突出的村子。这两个村子的上千户家庭里，据说有过乞讨 经历的占到八成甚至九成，记者接触的村民也基本认同这样的比例。

　　在小寨村，几乎连巴掌大的像样的耕地也找不到，村民们只能在荒芜的山上开垦出几块梯田，种一点产量可怜的土豆 、小麦、洋芋或当归，年景好的时候，小麦的亩产也仅有四五百斤，“可惜好年景并不多哟”。

　　小寨人什么时候开始了外出讨要？当地人普遍的记忆是始自1980年代初期。有一年土地绝收，很多家庭真的穷到 揭不开锅，于是有三三两两的妇女背着孩子到临近县市讨饭。有时候舍不得花钱坐火车，就冒险扒着油罐车，把自己带到未知 的地方。

　　“但当初只是讨一些米面或馍馍回来，完全是为了保命，不像现在……”一位当初有过讨要经历的老太太欲言又止。

　　老太太所说的“现在”，是一种以乞讨为致富捷径而非谋生手段的选择。事实上，乞讨的村民们并不是一步从“当初 ”跨越到“现在”的。小寨村的讨要者多数都有过正常的外出打工的经历。

　　“但是确实太辛苦了，打一年的工，也就相当于讨要一个月的收入，更别说很多时候要不到工钱。”曾到兰州等城市 建筑工地做过小工的李文义说，“哪像讨要，挣的是现钱……”还有一位长着络腮胡子的乞丐，平时假装残疾拄着拐杖讨要， 要够了钱扛起拐杖回家。他喜欢敲打着拐杖说一句口头禅：这就是俺的铁饭碗。

　　记者和村里的几位老师聊天，他们觉得也许是因为自然生存条件一直很恶劣的缘故，小寨人在两个性格特点上表现得 更突出：其一是不大能吃苦，“能干的活那么少，人就养懒了”；其二是把解决生计作为第一需要，甚至不择手段。

　　与附近村镇相比，小寨村的乞讨风气，或者可以解释为一种放弃道德的实用主义价值观。但是外界也有人做了另外一 种解释：或者呆在家里束手无策，或者置之死地而后生。在这点上，小寨人不肯如传统农民般固守土地，在1980年代就敢 走出门去讨遍全国，倒是表现出了穷则思变的勇气。衣食足而知礼仪。小寨人毕竟现在衣食足了些，知礼仪该是下一步的事情 。

　　不过，衣食和礼仪孰先孰后，对于这个古老的命题，李平给出的答案斩钉截铁：环境的先天不足绝对不应该成为自暴 自弃的理由。

　　附近就有例子支持他的观点，陇西县有的村子，父母也讨要，可人家讨要是供孩子小学，可不是为了享受。还有会宁 县，一样是全国级贫困县，可那里学风浓厚，是全国有名的高考状元县。

　　“我不相信人穷志短的说法，就算在岷县，很多村子的生活并不比小寨村强，他们怎么没大规模出去讨要呢？”

　　拒绝“跪下”的人们

　　讨要的人往往获得了更好的生活，成了村里先富起来的人，这样就对那些拒绝讨要的家庭，构成了某种潜在的挑战， 甚或嘲笑

　　在小寨村，“讨回来”的人们喜欢兴致勃勃地谈论城里人如何有钱(这时他们也会顺便抱怨命运的不公平)，以及城 里人的钱如何好赚，还会很自豪地说，“我们快把大半个中国都走遍哩”。

　　今年7月初的一天，虎龙村村民李文义从沈阳讨要3个多月后回来了。据说，在沈阳北陵城乡接合部的棚户区，当李 文义带着他租的尕子(一个帮助乞讨的小孩子)回去，一些以拣破烂儿为生的人也会和他打招呼，但语气听上去不那么友善： “哟，丐帮回来了，今天又发财啦？”这时李文义就会没好气地回应道：“当然发财了，俺这一天比你们拣破烂儿三天还强哩 。”

　　但是走在家乡的山路上，他却春风得意。迎面一个乡亲热情地打着招呼：“你也讨回来啦？”李文义很爽快地回答： “是啊是啊，你啥时候讨回来的？”

　　讨要的人往往获得了更好的生活，成了村里先富起来的人，这样就对那些拒绝讨要的家庭，构成了某种潜在的挑战， 甚或嘲笑。

　　21岁的包世明(化名)没有出去讨要过，如今靠栽种一些当归(当地特产)谋生，他具有初中文化，属于村里年轻 人中爱思考的一个。“以前看政治课本上说，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贫富差距非常大，遍地是乞丐，现在从我们村来看，不 知道为什么出现了一些类似的不好的现象。”

　　包世明说，现在村里的摩托车越来越多，“比驴子还多哩”。他做了一件“很有眼光”的决定：去县里学习了摩托车 维修技术。“可惜没有资金，没办法开办一个摩托车修理站。”包世明为此感到遗憾和沮丧。更让他无法理解的是，村里那些 因讨要而发家的人，并没有多少投资和经营的意识，他们总是安于现状。倒是听说临近村子有一个叫范发毅的人，最初穷得吃 不上饭，后来开始租孩子讨钱，最多时租了十多个孩子，后来这小子发达了，就到陇西开了一家橡胶厂，据说投资十几万，好 歹也算转了行。

　　“多数人真的是挣了钱都不会花。”包世明说，仅仅是在近两年，一些“乞讨暴发户”才尝试着把余钱存进银行，更 多的时候，他们习惯于把钱压到自家的炕沿下面。尽管在城市浪迹过，他们心中还是充满对现代文明的不信任感。

　　还有一些暴发户就显得为富不仁了，他们在村里放起了高利贷。每当要开学的时候，总会有一些困难家庭为孩子的学 杂费发愁，万般无奈之下，他们会找村里的富裕人家借高利贷，每100元的利息，居然高达5元／月。

　　前几年，因为父亲沉迷赌博，包世明的母亲悲愤之下喝农药自杀了，这样的经历使得包世明反感村里的一些习俗。讨 要、赌博、酗酒、打老婆打孩子，都被他划归其列。

　　“他们(讨要者)怎么生活，我也管不了，但总觉得那不是长久之计。”包世明说，“我现在自己干点活，挣点钱， 也累不着，生活还算过得去，挺好的。”

　　包世明平时的几个伙伴，因为家里大多曾有人讨要过，所以现在越发地闲散。包世明平时也不会发表对讨要的看法， 是否讨要过，在小寨村从来不是划分人群的界限，大家相安无事。“只是见到记者了，有些话还是想说一说。”包世明补充说 。

　　在小寨村，那些没有过乞讨史的家庭个别时候会表现一下优越感，只是这样的优越感流露得非常有限。包海忠曾是小 寨的村支书，家里的条件看起来比普通村民好一些，但还是不如个别靠讨要致富的人家。包海忠20多岁的儿子说：“我们家 就没想过出去讨要，丢不起那人。现在这样不也挺好吗，花正常劳动挣的钱，心里踏实。”

　　但是立刻就有村民对包家的“踏实”不以为然：“人家当然不需要讨要，因为他们的地多得都需要雇人来种哩。”

　　对于多数不曾讨要的家庭而言，他们的心态有些尴尬，虽然偶尔可以对讨要现象说几句风凉话，得到心理上的优越感 ，但是眼看着人家个把月就挣回几千块钱，羡慕后的挣扎也是不言而喻的。尽管他们最终还是拒绝讨要。

　　探究这些村民坚持不讨要的精神力量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没有人会对自己的坚定做出精神层面的解释。比如，没 有人会拿这片古老土地上传统文化的积淀来说事，没有人能说出“不为五斗米折腰”之类的典故，也没有人把讨要生活和“不 劳而获可耻”联系起来。

　　他们更常使用的一个词是“拉不下脸”。

　　“没办法，咱家人天生面皮薄，干不了那个(讨要)。”一位姓李的大爷自嘲说。

　　小寨人能站起来吗？ “或许堂兄的思路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吧。只有让孩子们走出去，看看更文明的生活 。那也许是够强大的拉力？” 身为走出去的大学生，见识了外面世界的李玉平为家乡孩子们的前途深深忧虑。

　　“讨要经历很长的孩子，会给心灵留下更多的创伤，或是造成畸变。村里有些孩子一旦和父母生气，偷出家里的几百 块钱就敢出走。他们从小形成了一种思维，觉得凭着要钱生活很容易。”

　　比起揭不开锅的那段日子，小寨村如今的生活虽然依旧清苦，却并不至于连生计都难以维系。以小寨初中的李平校长 为代表的一些人坚持认为，对村里人尤其是学生进行人格教育，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小寨人跪着生活是没有尊严的，仅仅依靠 输血式的救助也是没有出路的，继续靠天吃饭？还是难以改变命运。于是李平近乎执拗地相信，只有让孩子们玩命学习，考出 去，小寨才有希望。

　　在学校里，这个校长像反对外出乞讨一样反对学生们看电视、看课外书，也反对他们留长发、穿牛仔、戴首饰。他坚 持要他们用所有的气力来读书，读书，读书。李平自己也承认，他的很多做法并不符合先进的教育理念，“但是我们又能怎么 样？按城市学生的标准去素质教育，可能吗？我们惟一的竞争力就是拼命学习，在这一点上是没有公平可谈的。”

　　李玉平觉得校长堂兄的某些做法近乎“专制”，但他表示充分理解其初衷。他们必须并肩作战。去年年底，他先在小 寨初中的校报《清泉》上刊登了他写的《致全乡中小学生的一封信》。今年年初，大学读了一年半的李玉平第一次回到家乡， 他几乎挨家挨户地劝说乡亲，不要再出去讨要了，更不要带孩子出去讨要啊。在李玉平的倡导下，小寨村的中小学在寒假之前 举行了“告别乞讨行为”的升旗和宣誓仪式。

　　但是李玉平还想要更多，他还想说服成年人。李玉平曾跑到乡政府和学校，提出自己的一些积极建议。——县乡领导 已经多次到村里调研，表示要为改变小寨人的生活方式多想办法。

　　实际上，从外界到当地政府，越来越多的人在为使小寨人完全站起来而付诸努力，不过现在看来还是一项没有时间表 的工作。

　　近年来，随着“乞丐村”名声在外，当地各级政府更加重视“小寨现象”。他们相继出台了一些对小寨村的优惠政策 ，一些特困户还得到了政府三四千元的补助，用于危房改造。对小寨村的中小学，有关部门实行了“两免一补”(免除学杂费 和书本费，特困学生进行补助)，使村里适龄儿童的辍学率大大降低。

　　这两年，当地中小学校在寒暑假前都会进行“禁讨教育”，乡政府甚至希望以罚款的方式阻止村民们外出乞讨，但这 些措施只是部分地取得了效果，当这个适合讨要的夏天来临，还是有村民三五一群甚至几十个人结伴外出。“他们有时对政府 说是出去打工，但是有打工带着孩子的吗？”一位村民质疑道。

　　面对人们日夜浸淫其间的讨要风气，无论李平还是李玉平，都不得不承认，自己属于弱势的一方。

　　一位村干部接受采访时干脆否认小寨村乞讨现象严重，他说多数外出人员都是正常务工；同时他也承认，假使村民选 择乞讨为生，也仅仅是一种不被普遍认可的生活方式，“又不犯法，不好强制阻拦”。

　　在李玉平看来，对于那些习惯于接受施舍与救济的小寨人而言，不可能完全寄望于被外力拉起来。那么靠良心发现吗 ，衣食足是否必然导向知礼仪呢？李玉平无法摆脱矛盾的心态。

　　村里的许多人似乎习惯了这样的日子：被同情，然后被施舍。这一点记者到小寨村采访的时候也有体会。记者所到的 每家每户都非常好客，当地人很以把“贵客”邀请到自己家为荣。据一位村民事后讲，记者从他家走后，很多人都跑去打听： “怎么样，记者有没有给你们家捐点钱？他回去能不能呼吁政府给咱们救济？”

　　“或许堂兄的思路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吧。只有让孩子们走出去，看看更文明的生活。那也许是够强大的拉力？”片 刻的惶惑后，李玉平给自己打气，“让家乡的人站起来，我会为此作出自己的贡献，而且，对那一天的到来，我抱有信心。”

　　(感谢沈阳《华商晨报》及其记者田卫涛对本次采访的大力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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