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士常隆基话本

　　□本报记者 孟汤

　　1943年5月中旬，伪满洲国最高军事顾问楠木实隆中将在伪满洲国军事大臣邢士廉和第七军区司令贺慕侠中将陪同下，由新京(长春)到富锦五顶山军事要塞视察。还没来得及看到要塞，楠木实隆就被农民出身的伪国兵常隆基击毙，史称 “五顶山事件”。

　　日军对“五顶山事件”的描述，则仅限于“满洲国兵常隆基枪击楠木实隆”这一简单事实陈述。至于常隆基其人、行刺动机、楠木实隆是否被击毙等“细节”问题，日方未着一字。

　　但众多熟识常隆基的中国人还活着。

　　连长邹士朋本是东北军的旧军官，此人骨子里有种英雄惜英雄的义气，他看到常隆基再这么扛下去就要被打死了，就把他调到了自己的身边

　　王文远与常隆基是同期入伍的“国兵”，他跟常隆基有过近距离的接触，也算是“五顶山事件”间接的亲历者。

　　王文远住在富锦市城边儿上，进门之前，影片《常隆基》编剧之一曹红晨提醒记者：“这老头不好惹，说话小心点儿。对知识分子他脾气特别大，抓住话把儿就会敲打你一通儿。”

　　眼前的王文远穿着僧装，竟然是一位和尚。没等我们说明来意，王文远就说：“过去的事儿我不愿意提，都过去了。纯汉奸队儿的，有什么好说的？”

　　沉吟半晌，王文远的话匣子终于打开了：“我今年85岁了，辽宁昌图人，当兵前是木匠。本名叫王文远，法名原来叫深才，后来叫愿兴……”

　　1941年，伪满征兵。有钱的雇人当兵，没钱的想不去都不行。那真是“鸡飞狗跳墙，小猪来遭殃”。6月1日，王文远被迫入伍，分进了富锦靖安军一团二营六连，驻扎在乌尔古力山，防苏联。

　　那时候当地没多少人，大营里静得一口唾沫掉地上都会咣当一声。大营周围有“电车轮子那么大一圈一圈的铁丝网” 。

　　进营头3天，上等兵给新兵做大米饭吃，教新兵洗衣服。大家都很高兴：原来部队也没那么可怕嘛。

　　3天后，新兵开始挨打了。王文远挨了突如其来的一拳之后才回过味儿来：我说头3天总觉得上等兵的眼神有点怪呢，原来根本就是在耍你。

　　打新兵是不需要理由的。王文远认为，自己挨打主要是因为长得帅，个子高，容易给人一种很傲气的感觉。

　　打你还不算，打完还问你服不服，“你说服了，他还问你是不是心服口服。”

　　他们不只是自己动手，还命令新兵互相殴打。有一种打法叫“协和嘴巴”，就是让新兵以班为单位，站成两列，相互抽嘴巴子。站岗交班时，全用日本话，你要是接不上，你就替别人站一班岗。

　　经过这种“训练”之后，新兵之间变得戒备森严，敢于亲热沟通的只能是老乡。由于不在一个连里，此时王文远还不知道常隆基是谁。

　　据常隆基的“战友”黄凤祥回忆，常隆基曾被打得死去活来，甚至曾自杀过。王文远认为，像常隆基那样的人没被打死才是奇怪的。

　　当兵1年后，王文远才认识了常隆基，他对常隆基的第一印象是“傲”、“凡人不接语”。

　　1年后的一天，大营开始选“特科兵”，也就是会手艺的。入伍前当过裁缝、铁匠、磨豆腐的都当上了“特科兵”，做大营的后勤保障。王文远是木匠，也就成了特科兵。再后来，郭排长看中了王文远，就抽他去当勤务兵。王文远觉得，这下儿可算是脱离苦海了。

　　有次王文远在井台打水，遇到一个特别帅的大个子勤务兵。就主动打招呼，可那人带搭不理儿的。王文远就好奇：谁这么牛啊？后来一打听，原来是邹连长的勤务兵，叫常隆基。

　　能给连长当勤务兵，肯定不是一般人。

　　王文远说，自己之所以能给排长当勤务兵，主要是因为自己会“溜须”：“我被人家给收拾得让咋地咋地。当兵两年半，我只挨过十来次打，少挨老鼻子揍了。因为我会来事儿啊！长官绑腿脏了，我就半夜偷着给洗。白天洗，同伴会瞧不起你。”

　　常隆基能够当上邹连长的勤务兵，并不是因为他善于“溜须”。据常隆基的战友回忆，连长邹士朋本是东北军的旧军官，此人骨子里有种英雄惜英雄的义气，他看到常隆基再这么扛下去就要被打死了，就把他调到了自己的身边。

　　同为勤务兵，王文远对常隆基有种天然的亲近感，开始主动接触常。认识倒是认识了，可是常隆基仍然很傲。王文远说，自己与常隆基之间确实没什么“细感情”。

　　左等右等，等来了一个骑兵。这个骑兵慌慌张张地说，不好了，长官被常隆基打死了！

　　王文远没有亲眼目睹常隆基刺杀楠木实隆的场面。当时只有精挑细选的少数“国兵”前去迎接楠木实隆，其中就包括常隆基。而其他人则留在大营里列队等待检阅。

　　楠木实隆来五顶山要塞视察的前几天，部队就开始准备检阅，“国兵”们扛着空枪，横排行进，竖列行进；连大营里的马，蹄子都用油打了一遍。

　　训练进行中，长官会突然告诉士兵，大官儿来了，结果却是虚惊一场，这样折腾了两三次。

　　最后一次，长官告诉士兵，这次将军真的来了。王文远站在队伍中还在猜，这次恐怕又是假的吧？

　　左等右等，等来了一个骑兵。这个骑兵慌慌张张地说，不好了，长官被常隆基打死了！慌乱之下，王文远所在的六连紧急出动去抓常隆基，找了一天，连个人影也没见到。

　　王文远他们回到大营，一个日本军官告诉他们，楠木实隆将军没事，常隆基打死的是一名姓洪的上校。

　　又过了几天，这个日本军官又说，常隆基畏罪投江身亡，尸体已经被捞上来了；楠木实隆将军的军功章挡住了子弹，只是受了点轻伤。

　　对于这个日本军官的话，王文远和他的“国兵”伙伴都不相信：“打死他也不会说让你给打死的呀！一个中将让你常隆基给打死了，那还了得？”

　　后来“国兵”们私下聊天，王文远听说，常隆基被选中做楠木实隆的牵马兵，他把邹连长的枪偷了出来，装满5发子弹，藏在马粪兜子里。当队伍走到山路上时，常隆基趁人不备冲着楠木实隆就是两枪，使之当场毙命。后面的人全都懵了，想拥上来可山路太窄，路边还长满了一种浑身带刺儿的攀缘植物，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常隆基转身往山坡上跑去。

　　王文远说，当时所有“国兵”兄弟都暗中高兴，大家都有杀日本人的心，但没想到常隆基有这么大的勇气。

　　王文远说到当时杀日本人的心态，不免激怒：“什么思想？打鬼子还用思想吗？一受罪啥都想起来了。”

　　王文远的班长叫赵凤树，读书不少，也特别恨日本人。在练习刺杀时，他总把身材高大的王文远挑出来跟日本军官高桥中尉对练，可是王文远每次都假装失败，主动被高桥中尉刺倒。

　　“赵班长把我这顿打，大嘴巴子，往死里踹，跟我说，你要不打倒高桥，我就打死你。后来赵班长又安排我练刺杀，我上去一棒子就捅高桥脸上了，高桥倒下了。”高桥眼睛中间那儿青了1个多月，赵班长高兴了。而王文远则被高桥找别的茬儿，暴打了一顿。

　　“大家都恨日本人，赵班长读过书，说起来呱啦呱啦一套一套的，把你说得跟个挨打不知道疼的傻子一样，逼你动手 ……当官的也有好样的，咱们的上尉都经常挨日本少尉打，有个中国上尉就说了，我豁出去一个‘豆儿’(降一级官衔)也得干你！结果真的把日本军官打了一顿。”

　　被抓去当兵的中国人，民族意识反倒比在家务农时更高涨。“国兵”起义几乎是一种常态，就在“五顶山事件”发生不久前，离富锦不远的饶河县的“国兵”就打死了二十几个日本兵，然后集体跑到了苏联。

　　日本人向伪国兵灌输“尚武精神”，“国兵”们私下说，上午精神，下午犯困，就不用精神了；日本军官要求，一提到“皇帝陛下”(指伪满傀儡康德)或日本天皇，士兵必须马上立正，并且在一瞬间迸发出所有的精神。“国兵”私下说，这两个皇帝也是一种口令，是要求士兵用大腿“夹卵子(睾丸)”的一种口令。直到现在，王文远老人一听到“天皇”这两个字，还会有种生理上的不适。

　　常隆基的同乡，与常同班的贺万葵回忆，常隆基确实被日本人打惨了，不过因挨打而报复肯定不是常隆基刺杀楠木实隆的全部动机。他说，读过私塾、古文功底不错的常隆基在挨打后，经常念叨一首不知从何而来的诗：“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恨不为国死，留作今日羞”。

　　贺万葵甚至还猜测，常隆基也许早就跟抗日联军取得了联系，他击毙楠木实隆也许是组织上的安排。

　　对于这段儿，王文远老人表示，自己与常隆基关系没那么深，不太清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确凿的证据显示，常隆基刺杀楠木实隆有组织背景。或者说，到目前为止，把常隆基的行为视为个人行为比较符合实际。

　　1943年下半年，王文远退伍后没有回辽宁老家，而是在富锦市出家当了和尚。32岁还俗，生儿育女。儿女成人后老人又到哈尔滨出家，现在又回到富锦，在大儿子家里安度晚年。

　　在常隆基的家乡，辽宁省西丰县成平乡苔碧屯，居住着常隆基少年时代的玩伴王英。

　　王英老人快满80岁了，从3岁开始到现在，他都没离开过家乡。老人指着自己家的隔壁说，原来常隆基家就在那里，现在的房子是常隆基家散了以后，别人拆掉老房子，在常家的地基上重建的。

　　在王英的记忆中，常隆基“黑擦擦的脸，蒜头鼻子，脑门贼亮。大个，离家当兵那年，个子得有一米八往上了”。

　　在描述常隆基的个性时，王英用了一连串的东北土话：“各”、“不惧硬儿”、是个“茬子”、有点“牲性”……总之，常隆基是条生猛果决的、受不得委屈的、不会瞻前顾后的汉子。

　　王英小常隆基几岁，但由于家住隔壁，所以经常玩在一起。在凤楼小学上学时，常隆基也是幼年王英的一个靠山。

　　“《水浒》里谁最厉害，常隆基整得最明白。”王英说。在凤楼小学，常隆基好像只读了两年，就因为家里太穷退学了。但常隆基读过私塾，古文功底挺扎实，经常看《水浒传》、《三侠五义》之类的小说，也经常讲给王英等小伙伴听。

　　王英说，在这个屯子里，没人太敢招惹常隆基：“倒不是说常隆基没事就欺负人，只是谁欺负了他，不要指望他忍气吞声，他说要干谁，指定干！”

　　有一次，常隆基和王英正在后街踢毽子。伪满警长田家栋来屯子里检查卫生。他戴着白手套，到谁家窗户框子上一摸，手套上有灰，就得罚款。到了常家，田家栋摸了一手的灰，就嚷着找人。

　　本来常隆基装着没听到就可以躲过去了。可田家栋越骂越难听，常隆基实在忍不住，就冲过去给了田家栋一拳。十四五岁的常隆基哪里是田家栋的对手？结果结结实实挨了两棒子，当场就被打趴下了。伪满时期，不要说小孩儿，就是大人也没人敢和警察叫板。田家栋打倒了常隆基还不算，还扬言要抓他去铜台分所灌凉水。后来看到常家家徒四壁，灌不出什么效益来，也就算了。

　　事后常隆基说，如果我有枪，我肯定干小日本儿。王英当时没弄明白：田家栋打你，你为什么要干小日本啊？

　　后来，一个叫“金大刀”的鬼子，穿着黄呢子衣服，皮靴，马裤，领着一群脑袋后面带“屁帘儿”的鬼子来到了苔碧屯。金大刀进屯后，把男女老少都集合到场院上，摆上一桶凉水，把大刀插在水桶里，对大家说：“你们这街里有胡子(土匪，当时抗联也被污蔑为胡子)，谁敢隐瞒不报，直接砍头！”

　　“这个‘金大刀’会说中国话、朝鲜话、日本话。他本来不是鬼子，硬装鬼子。”王英说。“他让你死，你就别想活。大刀一晃，那是真害怕呀。”

　　从那以后，王英才明白了，为什么自己家可以种大米，种小麦，但不可以吃；也明白了常隆基为什么不干田家栋，却要干小日本儿。

　　“五顶山事件”发生之后两三个月，警察署还派人来常隆基家调查，到这儿一看常家只剩下一个小弟弟，也就走了。

　　“当时官儿来了，还不敢哄应(大张声势)呢，都鬼鬼区区(偷偷摸摸)的。小日本心眼儿小，这下儿脸可丢大喽。 ”王英说。

　　王英是在官儿走了之后好久才知道“五顶山事件”的。王英说：“他干出这事儿，我一点都不奇怪”。

　　送我们出门时，王英老人说：“这小子，终于干出这么个事儿来！死没算白死！中国人能打死几个这么大的鬼子？”

　　王英老人最后说：“(常隆基)一定要拍成电影！有我这口气在，谁来我就给他讲！应该有武打场面，因为常隆基是英雄，不是笨了吧唧一个普通老百姓！”

　　常永林是常隆基的侄子，也住在苔碧屯。他正在地里除草。

　　当地人说，常永林不太明白怎么说话，另外他也从来没见过常隆基，找不找他都无所谓。

　　见到我们一行人，常永林着实显得很窘迫，他搓着戴着手套的双手说：“常隆基击毙了日本军官，他有很大的理想… …我有很大的感受……感谢党和国家！”

　　直到我们说，采访已经结束，现在是随便聊天，常永林才渐渐恢复了常态。

　　“你们家是朝鲜族吗？”记者问。

　　“谁说的？我爷爷常建海是从山东沂水迁到东北的，祖祖辈辈都是汉族人。”常永林说。

　　常永林小时候，父亲常振基经常跟他讲过去的事情。

　　“我爹说，过去我们家在红石砬子的山沟里。后来日本人‘归屯’，就是把零散的人家归拢到一起，不走就烧房子。 ‘归屯’时，我二大爷(常隆基)不走，结果日本鬼子一把火就把我家老房子给烧了，一家人就被押到了苔碧屯。我二大爷不想走，被我爷爷硬给拽走的……当时还下着小雨呢……一把火就给烧了。”

　　常家被迫迁到苔碧屯时，已经是“秋头子”了。常家好不容易建起了新土房，墙壁还没等干呢，冬天就到了。

　　“我爹说，那个冬天，墙冻得当当儿的。屋里一烧火，墙上的冰就化了，水就顺着墙流到地上；等火一停，地上就又上冻了；再一烧火，就又化了。那个冬天屋里就像冰窖一样，就差没冻死了。我二大爷气的……”常永林说。

　　好不容易熬过了冬天，没想到开春后，常隆基的母亲积劳成疾撒手人寰，之后哥哥常学基也死了。好端端的一个家，被日本人搞得家破人亡。

　　常隆基的这个童年经历，是王英所不了解的。常振基尚且对鬼子放火烧房子的事儿记得这么清楚，更何况年长几岁的常隆基呢？

　　常隆基、常振基两兄弟，在父亲和外婆的照料下，吃山菜、杂粮掺米糠才勉强长大。

　　少年时代的常隆基读过私塾，也读过日式学校，可尚未成年，父亲就去世了。从此常隆基拉扯着弟弟常振基，靠种地、磨豆腐为生。

　　传说常隆基当兵前曾娶过媳妇，常永林证实了这点。他说常隆基的媳妇是广丰老梁家的姑娘，是个骗子，看到常隆基没家产，磨豆腐也挣不了几个钱，有天半夜就被她娘家哥哥领走了。

　　王英说，征兵时常隆基是自己要求去的。常隆基的一个战友也说，本来部队出发时没有常隆基，但他自己乘火车追到了四平，这才加入伪国兵的。

　　而据常永林讲，常隆基不想当兵，就去求王英的父亲。王英的父亲当时是屯里的甲长，他告诉常隆基，他可以帮忙办这件事，但需要走人情。

　　常隆基东凑西凑，把30棵杨树、30担高粱给了王英的父亲，然后自己躲到姑姑家，后来又躲到一位朋友家。“最后老王家托人带话说，事没办成，你如果不回来，帮你那几家就不得好。我二大爷讲义气，怕牵连别人，最后还是到部队上去了。”常永林说。

　　在“部队”上，常隆基曾写信给弟弟常振基，还曾寄照片回来。常永林小时候还曾见到过那张照片，照片上常隆基穿着军装，戴着帽徽领章。后来搬家，照片弄丢了。

　　“我爹说，我二大爷来信说自己训练时扛着70公斤的东西走了25公里山路。还说自己在部队总挨打，不会说日本话也得挨打……我爹说，我二大爷真惨哪。”

　　至于“五顶山事件”，常永林所了解的就很有限了。他只知道，自己的二大爷终于打死了一个日本大官儿，够本儿了！

　　今年常永林已经57岁了，5年前才结婚。目前他和自己的哑巴媳妇种着6亩地。对于他来说，常隆基是英雄，更是自己的亲人。当年他的父亲常振基曾在家乡的土地上给常隆基立了个坟堆儿，算是衣冠冢吧。每到清明，常永林都要到那个坟头烧纸，直到现在。

　　常隆基击毙了楠木实隆之后，发生了什么呢？

　　马玉新，今年82岁，在富锦规划局局长任上离休。他的爱人高丫一家曾帮助过逃亡途中的常隆基，并由此受到牵连。

　　高丫在世时，马玉新经常与高丫开玩笑：“常隆基帅不帅？”“帅！大高个，说话大模大样的(东北话：坦荡，不猥琐)。”

　　1943年，高丫20岁，还没结婚。

　　高丫的父亲叫高希璞，是个买卖人，家里有四五百亩地，能说会道，啥人都交。当时富锦同江一带，被称做“国境第一线”。当地住户，每人出门都得带着证明，所有要道都有警察特务。高希璞一家没少受警察特务的刁难，为了顶门立户，高希璞当上了“部落长”(伪满时屯被称为“部落”)。

　　有一天傍晚，高希璞正在打水，来了个腰里别着手枪的军人，要水喝。高希璞就让他趴在木桶边上喝水，水喝完了之后，这个当兵的不走，也不说话。

　　高希璞觉得不太对劲儿，就什么也不问，把这个当兵的带回家，让老伴做了小米水饭，大葱蘸酱。

　　当兵的吃完饭还没有走的意思，高希璞也不说话。

　　高丫就问：“大哥，你有什么事吧？”

　　当兵的想了想说：“不瞒你们了，我叫常隆基，我摊事儿了。我把一个日本将军打死了，他们正在抓我。我现在想过江去苏联投靠表哥(事实上常隆基没有一位在苏联的表哥)，能不能帮我换套衣服，找条船？”

　　高希璞琢磨了一下，就给常隆基换了套衣服，让高丫把他送到江边。并叮嘱高丫说，如果有人问，就说是咱家亲戚。

　　高丫把常隆基送到江边，自己就回来了，一路平安无事。

　　过了几天，突然来了一群伪宪兵，把高家围得水泄不通，一家三四十口人，全被抓到了富锦伪宪兵队的“广野楼”。只有高希璞的一个弟弟逃脱，跑到了双鸭山，在那里背煤。

　　伪宪兵之所以找到了高家，据说是因为常隆基身上有个本子，上面记录着帮助过他的人的名字；也有人说，是因为有人看出常隆基身上的衣服是高家的。

　　审来审去，别人都放了，宪兵只留下了高希璞一个人。高希璞死死扛住，拒不承认。结果家里今天被拉走一口猪，明天被牵走一只羊，高希璞在宪兵队蹲了半年，家道也就败落了。赎身回来之后，遍体鳞伤的高希璞又在床上躺了半年。

　　关于常隆基，高丫知道的情况就这么多。

　　1943年，马玉新也是20岁，在伪村公所当差。由于身在“政府”，马玉新对“五顶山事件”了解得更多。他听到的情况是这样的：

　　常隆基的手枪和子弹确实是从邹连长那里偷来的，他击毙了楠木实隆之后，没直接往江边跑，而是跑上山，在树林子里呆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天朦朦亮，常隆基才穿过野地到了老高家。在老高家吃了饭，换了衣服以后，常隆基被高丫送到了松花江边。在江边碰到了特务陈丰年。陈丰年看常隆基可疑，就假意留他在窝棚中过夜，说第二天可以送他过江。

　　第二天一早，陈丰年找来了3个人，抓住了常隆基，把他绑在大板车上，往有电话的大屯子送。

　　板车刚走了十几分钟，常隆基就挣脱了绳子，跳起来跑了。陈丰年他们边追边喊：抓胡子！常隆基在前面也喊了起来：抓狐狸！周围种地的老百姓一愣神儿，常隆基就钻进柳树趟子里去了。

　　又过了1天，早上8点多钟，警察特务全来了。据说他们遇到了常隆基，眼看要抓住时，常隆基喊了声“我成功了！ ”就纵身投入激流之中。3天后，常隆基的尸体在下游20多公里处被打捞上来。

　　陈丰年也是马玉新的亲戚，事后他还对马玉新说，这个常隆基真鬼，当时如果在脖子上多绑一道，他就没跑儿了。解放后，陈丰年被镇压。

　　事实上，就算常隆基过了松花江，也还要走百八十里路再过黑龙江，跑到苏联的机会并不大。

　　关于常隆基，传说很多。比如有人说高丫和常隆基在江边共同生活了5天，还留下了后代。马玉新叹道：那都是虚构的！

　　离休后，马玉新开始写作《爱国志士常隆基》，作品写成后，老人自己花500元钱印刷了100本。

　　老人特别反感某些文字中对中国百姓的歧视，特别不能容忍对常隆基的怀疑：没有思想？那常隆基为什么要杀日本中将，而不是杀那些打他的人？不懂爱国？常隆基都当上勤务兵了，前途那么好，为什么还要铤而走险？做人不硬气？敢杀中将，那不是虎胆吗？

　　对于楠木实隆是否被当场打死，电影《常隆基》导演曹红晨曾有过怀疑。可是所有亲历过“五顶山事件”的老人都说，楠木实隆肯定是被常隆基打死的，至于是当场打死，还是3天后死的，那并不重要。

　　曹红晨的家乡就在富锦市，《常隆基》电影拍摄时，现场漫山遍野都是当地老百姓。曹红晨80多岁的父亲拿个小板凳，天天在片场盯着。老人家年轻时曾被日本人抓去鹤岗背煤，去时166人，几年下来就他一个人活了下来。老人对曹红晨说，如果拍不好《常隆基》，你就对不起富锦人民！

　　富锦市有一个叫杨丰平的文学爱好者，曾当过建筑公司的经理，后来辞职，专门搜集富锦市的抗日事迹，他说自己只是想做自己愿意做的事。

　　老人们从来不讳言自己对鬼子的恐惧，就像没人会羞于承认自己害怕疯狗一样。王文远说，那时候的日本人已经不是人了，其实他们也挺可怜的。

　　1945年，苏联红军打进了富锦，王文远当时还在庙里做和尚。当时有很多日本人都自杀了。王文远认为那没什么不可思议的，你整天那样你也会切自己肚子的。

　　杨丰平的父亲说，苏联红军刚打过来那几天，日本人全完了，走路都没骨头了，晃晃荡荡，欲仙欲死的样子。过几天，发现事态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可怕，也很快就缓过来了。自杀死的，也就白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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