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控制流动人口，减少低素质人员进京”——这是北京市政府日前就“十一五”规划向市民问计，获得体现“集体智慧”的“民意”。
非此即彼。习惯于“二分法”的人们对“素质”同样进行了二类划分。遗憾的是，自诩“高素质”并且自认为有资格对别人评头论足的人们，虽然一直热衷于在各种各样的人身上乱贴“素质”标签，却偏又懒得去追问素质的划分标准到底是什么。于是，在约定俗成的
偏见与歧视里，一些人不得不终身顶着“低素质”的不公标签——比如农民，打工仔，服务员，建筑工……显然，北京市民“集体智慧”中所指的“低素质人员”，正不外乎指的他们以及他们的兄弟姐妹。就是对待这样一群人，我们的“集体智慧”却赶之惟恐不用其极：“提高雇用外地人的成本，减少雇用外地人的机会”、“家政服务及餐饮服务应由北京市下岗人员承担”——自己吃剩不愿意要的饭碗都不允许他们要；“提高生活成本，实行住宿限制，没有达到要求的居民个人房屋不能随意出租”——自己住剩不愿意住的窝棚也不愿意给他们住！
何谓“素质”？社会学将其定义为“一个人的品德、作风、智力、能力等诸方面素养的总和”。显然，学历和职业只是素质的一个方面，而且是处在重要性递减序列中的相对后位。处于前位的，是一个人的品德和作风，被贬为“低素质”者不一定不如人，而自诩“高素质”的却也不一定就强。
商业规则可以用财富划分人的等级，官场规则可以用职位划分人的地位，但是，社会规则却决不容许拿学历和职业划分人的贵贱。我们不难体会这些“低素质”的外地人对城市生活的巨大贡献，北京的发展决不只是“本地人”努力的结果。如果我们稍许理性，我们会发现“低素质”外地人远没有那么讨厌，如果不解决地区发展的巨大差异问题，就很难彻底解决北京的人口膨胀。舒圣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