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对华关系成为美国百年外交新课题

　　新华网8月12日消息 新加坡《联合早报》近日发表杜平的文章，点评美国的对华战略。文章说，如何认识和应付正在上升的中国，如何处理和中国的关系，已经成为美国外交战略家们百年来未曾遇过的崭新课题。而其中最大的特点是，中国完全不同于美国以前遇到的任何一个被视为对手的强国。文章还说，中美之间其实不必急于再搞一个虚有其名的框架，重要的是双边交往的内涵和质量。只要双方决策层能经常坐在一起倾听对方，效果也许更好。而就美国而言，既然外交决策者不能从过去的战略概念中找到灵感，那就应该试图在接触和

交往中去寻找新的答案。

　　过去百年的世界风云，可以说是美国独步天下的春秋史。19世纪末美国把西班牙赶出美洲大陆后，便迅速向亚太地区扩张，直到1898年占领菲律宾，把西班牙赶出亚洲。由此开始，美国在通往全球霸主巅峰的道路上稳步攀升。

　　在此过程中，美国在欧洲和亚洲多次遭遇新老列强的挑战，但它凭借着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尤其是具有深厚理论基础的外交谋略，对挑战者予以征服或遏制。

　　对华战略不适应现实

　　但是，最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美国显露出“双重人格”，一方面在世界事务中继续逞强，另一方面却在不断地示弱。面对中国纺织品、人民币汇率、中国企业海外收购行为、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中国在海外拓展能源以及中国军事力量的提升，美国处处都感到有威胁。一个举世无双的超级强国，为何表现得好像不堪一击和缺乏自信？

　　美国的这种焦虑与不安，与它在过去百年里无情对付强劲对手的情形，似乎很不相同。从最初崛起到称霸世界，美国早已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外交谋略。所谓的例外主义、单边主义、门罗主义、命定扩张主义、进步帝国主义、威尔逊主义以及遏制战略，这些概念可以说已经渗透到美国不同流派的外交决策者的血液之中，不仅得到传承和实施，而且也是卓有成效。

　　对于中国，从尼克松总统开始至今，总共七任美国总统的对华政策，或多或少都受到威尔逊的自由国际主义以及遏制战略的影响，其手段是接触与遏制交互使用。应该承认，在中国最近几十年的演变和发展脉络中，中美之间的互动是清晰可见的主要线条之一。对此，美国政府官员感到很自豪。不久前，副国务卿佐利克在北京就说，中国不仅已经融入到国际经济和安全体系中，而且还在其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这就是美国历届政府所追求的目标。也就是说，美国认为它过去对中国的外交战略是成功的。

　　客观地看，美国的对华政策虽然始终摇摆不定，但在总体上确实是有成效的。然而，在目前，美国政府的言行已经表露出，它的中国战略似乎已经迷失了方向。美国面对中国崛起时比较急躁、缺乏自信的反应，就是最具体的表征。

　　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对手”

　　在更深层次，美国上述七大外交传统，似乎都不太适用于当今的中国。从表面上看，有两个概念好像有针对性。

　　其一是进步帝国主义的概念。无论任何国家，不用说构成威胁，只要它“妨碍了帝国的进步”，美国都要毫不犹豫地消除之；其二是在美苏冷战时期实施的遏制战略，后来已经转用到中国身上。可是，由于前者产生于巧取豪夺的帝国主义初期阶段，所以不适合当今文明时代的现实；而后者在进行了十多年的实践之后，已经证明越来越没有作用。

　　因此，如何认识和应付正在上升的中国，如何处理和中国的关系，已经成为美国外交战略家们百年来未曾遇过的崭新课题。而其中最大的特点是，中国完全不同于美国以前遇到的任何一个被视为对手的强国。

　　其原因是，在双边层面，由于中国政治和社会的转型过程还远远没有结束，因此美国对其发展方向无法作出长期的预测；由于中国既愿意与美国进行战略合作，又不回避与美国进行战略竞争，因此美国对其敌友身份无法自信地作出确认；由于对中国既怀着期待又抱有疑虑，所以，美国在双边交往中不能全心全意地投入，而是顾虑重重，瞻前顾后；由于双方利益的交叉与融合日益密切和广泛，因此美国在很多事务上投鼠忌器，难捏分寸。

　　在国际层面，由于中国在美国提倡的世界体系中越来越有影响力，因此，美国辨别敌友关系的传统标准已经失效。与此同时，在亚洲乃至世界其他地区，中国在现有国际体系中的重要角色，已经获得普遍承认和接受。美国即使还有孤立和遏制中国的政治决心，但却已经失去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手段。

　　复杂心态下的复杂关系

　　自建交以来，中美关系的性质其实一直都没有持续和稳定地确定下来。从美国政府官员一些模棱两可的表述中就可以看出，直到今天为止，华盛顿还没有足够的信心对中国的身份作出明确的定位。

　　佐利克副国务卿上星期在北京出席中美战略对话后说：“中国日益增强的影响力，使人们对其未来方向产生一些疑问。这不是消极的，而是说有不确定性。”而布什总统最近在几个场合谈到中美关系时，都以“复杂”一词予以概括。

　　毫无疑问，中美关系确实是复杂，但与此同时，美国外交决策者的心态也是复杂的。正因如此，在面对中国崛起的事实时，华盛顿作出的反应也很复杂。

　　在克林顿时代，中美之间曾试图为双边关系建立一个战略框架，但后来被布什政府轻易地推翻。现在，经过五年的重新认识，华盛顿已经开始与北京进行战略对话，试图建立一个更符合现实基础的战略框架，或者至少是一个概念性的框架。

　　然而，中美之间其实不必急于再搞一个虚有其名的框架，重要的是双边交往的内涵和质量。只要双方决策层能经常坐在一起倾听对方，效果也许更好。而就美国而言，既然外交决策者不能从过去的战略概念中找到灵感，那就应该试图在接触和交往中去寻找新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