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芷江洽降 访原国民党新六军14师作战科长王楚英

　　新华网南京8月12日电（记者石永红）“日本投降后派人到湖南芷江商谈投降事宜，我亲身经历了洽降的全过程。作为一个中国人，真是无比自豪。”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60年，王楚英老人说起这些时仍然眉飞色舞，掩饰不住激动之情。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与中国政府商洽投降事宜，中国方面指定日军代表到湖南芷江洽降，而当时国民党新六军正驻扎在芷江，当年22岁的王楚

英担任新六军14师作战科长，被委派负责洽降警戒工作。

　　王楚英是湖北黄梅人，1937年参加了淞沪会战，1939年考入中央军校17期，毕业后到云南作战，随后参加入缅远征军，组织华侨抗日志愿队，后任史迪威的联络参谋兼警卫队长。1944年，他回国参加了湘西会战。1949年入台后，他考入台湾国防大学受训，毕业后任国民党军队总政治部第五组组长，获少将军衔。1954年，他从香港回到大陆，此后在南京市城建局勘测大队工作了24年，现在和妻子生活在南京城西的一处居民小区，安度着晚年。

　　听到日本投降消息的时候，王楚英正在昆明美军参谋指挥学校受训。“8月15日晚上，广播通知有重要消息，于是所有人集中到大教室里，听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教室里沸腾了，大家都非常激动，彻夜狂欢。”

　　第2天，王楚英接到命令，赶回芷江新六军军部执行日军代表洽降的警戒任务。

　　王楚英说：“我的表哥钮先铭是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二处少将处长，他曾对我说明了选择芷江和新六军参加洽降的原因：当时担任中国战区美军司令的魏德迈向蒋介石分析，日军虽然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但不肯认输，仍然很傲慢，而新六军在缅甸彻底打败过日军精锐之师的第18、第56、第53、第49、第2等师团，在日军中影响很深，很有威慑作用，所以让日军代表到新六军军部芷江洽降。”

　　中国战区的受降是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奉蒋介石命令处理的。8月19日，陆军总司令部人员由陆军总参谋长肖毅肃率领由昆明到达芷江。王楚英说：“我也就从这时开始，与14师40团团长王启瑞一起，负责洽降的警卫工作。”

　　王楚英回忆道：“8月21日，芷江城风和日丽，我和钮先铭、王启瑞等人乘车各处巡视，检查今井武夫住处的接待准备和警卫工作。芷江城到处彩旗招展，扎有巨大V字的牌楼矗立在城门口和主要道路上。沿机场到城内陆军总司令部所在地－－万寿宫的路上，每隔一段距离就并排站着武装宪兵和新六军士兵，精神抖擞、英姿飒爽。芷江军民一大早就群聚街头，欢庆抗战胜利，都想亲眼看一看日军投降的场面。”

　　王楚英说，8月21日上午，日军洽降代表今井武夫的飞机在中美空军三架战斗机的监护下，飞临芷江机场上空。20分钟后，今井武夫的飞机停稳，机门打开，陆军总司令部陈参谋上前迎接。今井武夫立于机门旁，面带戚容，立正向陈参谋询问：“可否下机？”陈回答：“全部下机。”

　　今井一行依次下机，并排肃立在舷梯旁，接受陈参谋查阅名单和证件，并由宪兵检查随身行装。王楚英说：“他们一共8人，有参谋、机长、驾驶员、译员。”检查完毕，中外记者纷纷摄影，“今井默然无语，神态忧伤，举止呆板，任人拍照。记者此前已接到通知，禁止对日本降使作现场采访，所以没有人向他提问。”

　　下午2时30分，今井一行前往万寿宫晋见肖毅肃。“肖毅肃居中坐着，对面长桌预备给今井等人，其他中美军官和中外记者百余人，分坐大厅两侧，而我则在会场四处巡视检查安全工作。”

　　王楚英说：“洽降仪式进行了两小时，双方交换了无线电联络时间和呼号波长表，今井呈交有关图籍表册，肖毅肃宣读了何应钦致冈村宁次的第一号备忘录。会见由中方翻译王武少校译述，中外记者纷纷拍照，还拍了纪录电影。”

　　8月23日，何应钦来到芷江，会见今井并作了接下去的一些安排。会见后今井飞往南京，空军上校孙桐岗等人陪同前往，中方派6架战斗机监护。26日，何应钦发布命令，划分16个受降区并确定了受降主官，随后又到各个受降区视察。

　　中国政府接受日军投降的主受降区设在南京，定于1945年9月9日举行受降仪式。8月27日，陆军副总参谋长冷欣奉命前往南京设立前进指挥部，做准备工作，王楚英作为指挥部成员也随同前往，参与部署警戒工作。

　　“于是我又亲身经历了日军在南京的投降仪式，再一次在现场感受到胜利的喜悦，终身难忘。”王楚英自豪之情，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