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特别报道：战争遗孤

　　战争总是在不经意间改变人的命运。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不只给中国百姓带来深重灾难，也给日本民族引来祸事连连。据史料载，抗战结束后，大约有５０００名日本遗孤留在中国，最大的十来岁，最小的才几个月，日本遗孤中既有军政人员子女，也有工商界后裔，更多是日本开拓团的后代，其中９０％集中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居住在丹凤县白李湾的王玉兰老人就是这样一个典型。６３年前，１３岁的她从日本福冈市今津村来到中国，寄居在随侵华日军来中国长春的姑姑处，１９４５年日本战败，姑姑一家被遣送回国，她则

和更多战争遗孤一样留在了中国。

　　口述者：王玉兰（原名水崎秀子）

　　年龄：７６岁

　　身份：战争遗孤

　　地点：丹凤县白李湾

　　我的原名叫水崎秀子，现在基本上听不懂日本话了，最多能用日文写下自己和几位亲人的名字。我的身份得到确认，是在上世纪７０年代末的全国人口普查中，１９７９年，普查结束后，我取得了外国人户口簿和外国人在华居留证，从那时候起，我在村民眼里成了一个在中国居住的日本人。

　　身份有了不同，可是生活没有一点改变，村民习惯了我的商洛口音，他们不认为我有什么特殊。到底时间已经过去很久，经过的事情也多，现在我对童年最完整的记忆是在１２岁左右。我出生在１９２９年，印象里家门前就是大海，屋后是一座青山，父母主要依靠打渔维生，１２岁时，我母亲因病去世，之后我跟着父亲来到中国，时间不长，父亲也没有了消息。

　　从那时起，我就跟着姑姑一家生活，长到１８岁，在别人的介绍下，我和一个叫宗开国的国民党营长结了婚，那时还在打仗，两人在一起前后只呆了一年，他（宗开国）就在一次战役中彻底没了音信。周围的好心人都说他肯定是回不来了，当时我没有任何生活来源，为了生活，又同一个姓雷的陕西商洛籍国民党士兵组建起家庭。婚后不久，国民党打败了，我就随丈夫回到商南县梁家湾。

　　对于我来说，吃苦不怕，就想有一个稳定家庭和稳定的生活。可是现实总是和我开玩笑，来到陕西我才知道，丈夫其实早已经成家，他的父母也不让我进家门。那年我的年龄还不满２２岁。

　　知道是这样的结果，心情很复杂，我对中国不了解，想不到该怎么办，可以到哪去？在当地人的劝说下，我嫁给了商南县姚楼村村民宋治福，从这时起，我有了一个中国名字——王玉兰。可能是前面经历了太多波折，所以我很珍惜这样的机会，在家烧火做饭，下地捡柴，样样活计我都能干。时间一长，大家也就习惯了我的存在。因为一直没有生育，我就和丈夫抱养了一个两岁大的女婴。日子过得艰苦，可是一家人还很和睦。

　　好日子总是不长，１９７６年，宋治福因病去世了，我又嫁给了丹凤县竹林关乡白李湾村的李明堂，一起生活到今天。说心里话，白李湾和我的家乡很像，村前是丹江水，屋后是连绵大山，很多时候，我都不自觉地想起家乡。结婚到现在，家里的经济来源主要靠丈夫给人做木工活，居住的两间土坯房也是他祖上留下来的。

　　事实上，我对生活没有太多想法，只求过个安稳日子。我很满意现在的生活，自己虽然没有孩子，可是被我一手带大的李明堂的两个儿女都很孝顺，养女也经常来家看望我。

　　从我有了明确身份以后，最大的心愿是想在有生之年回日本家乡看看，那里总是我生活了１２年的家乡。两年前，我听人说，战争期间流落到中国的日本孤儿可以申请回国，我也特意到日本驻华大使馆咨询过回国的事，他们答复说，要先写一份书面材料，然后到日本外务省申诉，得到日本法院判决后，才能取得日本国籍。我按照要求把材料都交到了日本大使馆，可是等了３年时间，还是没有等来任何消息。

　　经典照片的背后

　　“聂荣臻将军拉着日本女孩美穗子的手，温存地说，好娃娃，想家吗？来！照个相，明天送你和弟弟回去。”对这个经典历史片段的重现，得益于当年《晋察冀画报》摄影记者沙飞的记忆。

　　１９４０年８月２１日，百团大战中，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向正太路井阱至娘子关段各据点发起猛攻，在攻击井阱煤矿战斗时，八路军战士从战火中救出两名日本女孩。随后，两个孩子被送到前线司令部招待所滹沱河畔一座山庄的农舍。得到消息的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吩咐军医给两个日本孩子检查身体，还找来乳妈给他们哺乳。

　　同年８月２５日，将军和幼女在一起的感人场面被沙飞拍摄下来，刊发在我军第一个革命摄影画报《晋察冀画报》创刊号上。４天后，一位可靠的老乡持聂荣臻给日军官兵的一封亲笔信，用箩筐挑着两个小姑娘，送到石家庄交还日军。聂荣臻在给当地日本驻军的致函中，阐明我军革命人道主义立场，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张由沙飞拍摄名为《将军与幼女》的照片，成为记录抗战时期中国民众救助日本遗孤的经典照片，留存至今。沙飞曾对战友冀连波说，这些照片几十年后发到日本，会发生作用。

　　果然不出沙飞当年所料，４０年后的１９８０年，《人民日报》发表了解放军报社副社长姚远方的文章《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和沙飞当年拍摄的《将军与孤女》组照，在中日两国引起很大反响。日本《读卖新闻》记者在日本九州找到了美穗子，此时她已是３个孩子的母亲，和丈夫经营一家小杂货店。美穗子的小妹妹早年因病在石家庄日军医院去世。聂荣臻收到了发自日本各地的电报和书信，那些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旧军人非常感慨，对侵华战争罪恶表示道歉，感谢和赞扬八路军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

　　随后，美穗子一家专程来华访问，那是１９８０年７月１４日一个普通的日子，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新疆厅，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聂荣臻，接见了４０年前那个日本小女孩——美穗子及她的丈夫和女儿，年逾八旬的聂荣臻拉着这位曾携手拍照的“日本小姑娘”亲切地说，很高兴见到你和你的一家人。美穗子像见到阔别多年的父亲那样，握着聂副委员长的手泣不成声。《将军与孤女》历经４０年后的重逢，后来被刊登在《解放军画报》上。由此，抗战时期八路军将领救孤的佳话传遍了全世界。

　　美穗子的特殊经历引起中日两国人民的热情关注，日本北海道的渔民特意委托美穗子带来干贝，赠送给聂荣臻，以表达对中国人民的祝愿。行程中，美穗子一家专门前去４０年前救助过她和妹妹的井陉矿区东王舍访问，亲手送给沙飞女儿王雁一张全家福照片，表示对沙飞的感谢和怀念。

　　２００５年７月３日，位于石家庄西北５０公里外的井陉县洪河漕村。今年８０岁的李河田老人，依然记得当年被传为佳话的八路军送还日本遗孤的故事，不过与４０年前的经典故事相比，似乎摄影记者沙飞的命运更让人难忘。

　　平型关战役中，沙飞得到聂荣臻司令员的特殊批准，成为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乃至整个八路军、新四军抗日革命队伍中的职业新闻摄影记者第一人。在他的镜头里，形象的记录下攻占长城要隘白石门、百团大战、挺进冀中、人民群众护送伤员、农民子弟参军、大生产运动以及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重大活动。也是沙飞用摄影机形象地表现出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崇高精神。

　　１９４８年１２月，石家庄和平医院从华北军区疗养院转来了一个诡谲、怪诞的病员，这位病员就是沙飞。长期以来，日寇疯狂的扫荡使华北百姓死伤无数。沙飞所在的晋察冀画报社有９名战友被日寇枪杀，他本人也为保护反战照片的底片，险些丧命。最令他不能放下的是，日军不仅当众奸淫中国妇女，还残忍地将她们怀中的婴儿夺下，扔进沸锅里活活煮死……残酷的战争使艺术家沙飞患上了“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

　　五千日本遗孤在中国

　　１９９９年８月２１日，由１４５０名日本二战遗孤自发捐建的“感谢中国养父母碑”在沈阳落成。碑的主体为一对约与真人同高的中国夫妇携一日本孤儿的铸铜雕像。碑座正面刻写着“感谢中国养父母纪念雕像”及中日两种文字的碑文：“由衷祝愿日中两国长期和平友好，并向中国养父母竭诚致意。为中国养父母的伟大精神与崇高事迹传颂万世，为告诫后人不再重蹈历史覆辙，特立此碑。”

　　日本遗孤，是指１９４５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日本侵略者撤退和遣返期间，因与家人走散或家人死亡等原因而被遗弃在中国，后被中国人抚养长大的１３岁以下日本孤儿。据史料载，抗战结束后，约有５０００名日本遗孤留在中国，最大的十来岁，最小的才几个月。遗孤中既有军政人员子女，又有工商界后裔，更多是日本开拓团的后代，其中９０％集中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

　　这些被中国人“怀着博大的胸怀”抚养的遗孤，仅被日方认定的就在２８００人左右，其中多数来自日本向中国侵略性移民的“开拓团”家庭。１９４５年，仅黑龙江省方正县收留“日本开拓团”遗孤就达数千人。

　　１９３６年５月，日本关东军制定了所谓的“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大批日本农业贫民源源不断地拥入中国东北，成为“日本开拓团”。到１９４５年，日本组织了共计１４批次、总数为７万户、２０万人的集团式开拓移民团进入中国东北。同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宣布投降后，其在东北的殖民统治机构及伪满当局设立的企事业立刻土崩瓦解，地处三江平原腹地的佳木斯、鹤岗等地的开拓团成员，陆续向黑龙江省方正县聚集。９月中旬，开拓团团民集体步行前往牡丹江，想在此乘火车回国，但此时牡丹江火车已经中断，这些人又折返至方正县境内，在伊汉通乡吉兴村原当地开拓团遗留的房子里暂居。

　　由于深受日本武士道精神影响，加上战后秩序混乱，众多开拓团成员或选择自杀或死于伴随严寒悄然袭来的瘟疫。１９４６年春，紧急情势下，暂住方正县的上千名日本孤儿被中国民众收养，成为东北地区最大的一个日本孤儿团体。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截至２００４年８月底，回国的战争遗孤总共为２４７６人，占全部遗孤的９０％。如果加上遗孤的第二代、第三代直系亲属，共有约万人在日本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