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三个至亲都成了烈士

　　采访时间：11日下午

　　采访地点：济南市青后小区四区三号楼

　　见证人：蔡述曾，1929年出生，76岁，历城二职专退休教师。

　　父母带着我们往济南城逃，天上就是日本人的飞机

　　抗日战争爆发前，我们一家住在济南泺口堂子街蔡家花园。我父亲是个小职员，祖父蔡慕涛是前清举人，很耿直。虽然我们住的地方叫蔡家花园，听起来很威风似的，其实产业是一户姓赵的人家的，我们只是租住在那里。

　　1937年10月日军进攻济南的时候，我们家的房子被炸了，一家人只好逃到济南城里，借了亲戚的一间房子，变成了城市贫民。

　　当时我只有8岁，父亲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孩子，顺着济泺公路往济南城逃，天上是日本人的小飞机，飞得很低，抬头都能看见飞行员长什么模样。韩复榘跑了，咱这些老百姓就遭了殃。一路上老的拉着小的，哭哭啼啼，被日本人炸死的老百姓到处都是。一个和我们一起滚铁环玩儿的伙伴，当时被日本人的炸弹把屁股炸掉半边，血肉模糊，他妈当时都吓傻了。这些都是我亲眼看到的。

　　日本人占领济南后，在普利门那儿修了座岗楼，站着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中国百姓过去，包括我们这些小孩子都要向他们鞠躬。国民党的军队一个也看不着，到处都是日本人的刺刀。

　　那时候别说大人，就是小孩都是亡国奴。我就当过亡国奴。我们一家人借了亲戚家的一间小屋，在按察司街边上住着，靠卖土烟过日子。一家人挤在一间小屋里，连张床都没有，真是流离失所啊。

　　日本宣布投降当天，济南就像过年一样

　　日本人还在济南设立了很多特务机关，泺源公馆就是其中一个。只要是抗日的，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一旦逮进去就很难活着出来。我家住的按察司街上有一个姓凌的老中医，他儿子是国民党的地下工作者，不知道怎么被日本人知道了，有一天就上他家去逮人抄家，当时凌老中医的儿媳正怀着孕，被日本人一脚踹在肚子上，当时就流产了。这也是我亲眼所见。

　　上一年级的时候，学校都是奴化教育，逼着你学日语，谁要不学谁就是抗日。虽然我们那时候都还是七八岁的小孩，但都知道反日。开会的时候，教官让我们举着汪伪政府的五色旗和日本人的“膏药旗”，分小旗的时候，谁都不愿意要“膏药旗”。有一次开完会，日本鬼子上厕所，结果发现“膏药旗”都给擦屁股了，气得哇哇大叫，把老师和学生都集合起来，扬言要严查，但老师们都说，这些都还是流鼻涕的小孩，怎么查？日本人最后没办法，只好不了了之。

　　那时候天天就盼着胜利，一年、两年、3年，没想到一直等了8年。

　　“8·15”日本宣布投降当天，济南就像过年一样，亲戚朋友奔走相告。老百姓买了酒，家家庆祝，真是举国欢庆啊。

　　我记得最深的就是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得真快，真是爆炸性新闻。盼了8年，大家都憋得慌啊。

　　两个叔叔和一个哥哥都牺牲了

　　抗战期间，我家里出去了3个，五叔蔡之程、六叔蔡之珍和我哥哥蔡念曾，3个人出去后就再也没有回来。1939年，五叔蔡之程是共产党济南工委书记，负责济南地区党地下组织的恢复和整顿工作，后来被叛徒出卖，在徐州牺牲。六叔牺牲在平阴。

　　我哥哥蔡念曾(参加革命后，为不连累家人改名蔡孝若)比我大10岁，1937年10月参加的革命。哥哥走的时候18岁，临走的时候还到家里看过俺们。

　　哥哥走后一直没有消息，过了很久才寄回来一封信报平安。他没说自己参加八路军的事，但父母一看就知道哥哥是当了八路了。因为邮戳是鲁西南一带的，肯定是抗日去了。后来又过了很久，有一天我父亲正在摆烟摊，一个自称姓李的男的走到跟前问我父亲这附近是不是住着一户姓蔡的。我父亲很警惕，问他是干什么的。那人说自己是个生意人，路过鲁西北时，一个八路军连长托他给按察司街一户姓蔡的人家捎个口信，告诉他们一切都好。

　　我父亲一听就知道是哥哥，但他坚决不承认。在那个年代，日本人的探子很多。我父亲告诉那个人，自己就姓蔡，但那个八路军的连长绝对不是自己的儿子。

　　那个人最后走了，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哥哥的消息。那时候我家每到年节吃团圆饭，总要多留下一个位置，盼着大哥回来。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抗战胜利，济南解放，我哥哥也没回来。

　　1952年，我家从报纸上看到济南市民政局民优字第一号通告，在光荣牺牲的革命军人中有“蔡考若”的名字。全家就琢磨是不是“蔡孝若”之误，父亲几次跑到民政局查对，但最后也没法证实“蔡考若”就是“蔡孝若”。直到1974年，我们找到了哥哥当年的战友，才最后证实“蔡考若”就是“蔡孝若”之误。1974年民政部门确认了我哥哥的烈士身份。

　　原来，我哥哥参加革命后，在八路军一二九师新编第八旅一营四连任连长。1940年1月7日，在山东莘县富裕集战斗中，哥哥率领四连负责掩护主力突围，最后不幸眉间中弹壮烈牺牲。

　　本报记者　田连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