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济南“新华院”的遭遇

　　采访地点：济南市政协

　　见证人：乔甦，男，82岁，济南市博物馆研究员，已退休。

　　1944年，我被关进“新华院”

　　1944年9月，我被驻泰安的日本特别宪兵队以共产党地下组织嫌疑分子为名逮捕，而后转入济南“新华院”。与我同时被捕的有32人，都是泰安各级学校的教师，当时这些人中无一人是共产党员。那年我21岁。

　　济南“新华院”是日军参谋部直属关押中国战俘的集中营之一。1941年，日军在济南南圩子门外体育场附近设立了“救国训练所”，实际是专门“收容”关押中国战俘和无辜被抓的善良百姓的集中营。1943年3月将“救国训练所”改名为“新华院”，并移驻济南市官扎营后街北(现济南幼儿师范校址)，扩大范围，继续“收容”来自全省各地的战俘及各级宪兵队送来的“囚犯”，统称之为俘虏。日本侵略者对他们加以强迫训练，再从中挑选青壮年，送往日本国内或我国东北充当劳工；老弱者就地强迫劳动，直至折磨致死。

　　“新华院”内俘虏的伙食给养，是由劳工协会负责的，每人每天的口粮标准是14两小米(当时是小两，16两是一斤)。每日三餐，早上每人一碗稀饭，中、晚餐只能吃上一平碗生满蛀虫的小米干饭。

　　我被押解入“新华院”时，已经下过几次铺天盖地的大雪。记得发给我的上衣纽扣全掉了，内衣又被扒去，只得将棉衣左右掩起，腰间用稻草绳系住以御寒冷。日军从来不给发鞋，我们三十几个人进院时穿的皮鞋、球鞋之类，全被汉奸队长们用破鞋子换走了。与我同时被捕的侯振宇(中学教师)因没有鞋穿，竟撕破上衣的破棉絮用稻草绳捆在脚下。手脚被冻裂，鲜血直流，但也要支撑着训练和劳动，不然就遭毒打。

　　“新华院”是杀人魔窟

　　“新华院”是人间地狱，其虐杀迫害人的手段骇人听闻，无所不用其极。

　　在“新华院”里，凡被认为有“不轨”行为的人就被送进禁闭室，不给饮食，大小便全在里面，不几天就会活活饿死。日军经常从身体强壮的俘虏身上抽血，以供应侵华日军的伤员，有的俘虏竟被活活抽血而死。

　　1945年的农历除夕之夜，大雪纷飞，一连数日朔风刺骨，仅除夕这夜就冻死60多人。就在这几天里，与我们同时被捕的赵学安、李同群等7人，也因劳累、冻饿而死。

　　1945年2月，训练队选定600人去日本福山县开矿当劳工，其中有两人密谋潜逃，被日军发觉，当即将他们捆绑在操场高台的木桩上，一声令下，两个凶狠的日本兵便提着上有刺刀的枪支，活活地将他们刺死了。

　　关在里面的人，由于每天挨打受气，劳动量大，加之吃不饱，营养不良，身体都渐渐地被折磨得瘦弱不堪，直到最后死去。

　　训练队后的一排房子被称为“病栋”。当病人不能坚持劳动和训练或病情恶化时，就被剥光衣服送到这里，每天只给两顿小米稀饭。这里面黑热病传染病菌很多，就是健康的人被送进去，不用多久也会被折磨而死，因而每天死亡达三四十人之多。

　　杀人恶魔被判极刑

　　1944年至1945年任职的部队长为日本中尉青井真光，兼任“新华院”院长。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对于日军在“新华院”的暴行，济南人民纷纷向当局提出控诉。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军事法庭对青井真光的罪行进行了侦查，提起了公诉。

　　公诉书列举了青井真光在任“新华院”院长期间的种种残忍手段，如“消耗杀死法”、“枪杀犬噬法”、“禁闭致死法”、“寓杀于医法”、“强迫自杀法”等等。认定日军从1943年建立济南“新华院”起，到1945年9月日本投降止，3年的时间内约残害我国军民达35000余人。青井真光任院长期间“新华院”惨死的战俘在12000人以上。

　　1946年7月，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军事法庭将青井真光判处死刑，在济南市各重要街道游街示众后将其枪决。

　　本报记者　雍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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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南的沦陷及收复

　　1937年12月27日，韩复榘率所部10万大军弃济南不守而去。汉奸马良率领大小汉奸“夹道欢迎”日军入城。日本报纸称“无血占领济南”。

　　1945年12月27日，济南、青岛、德州地区受降典礼在省图书馆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部礼堂举行。受降官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山东挺进军司令李延年、日军第四十三军团司令官细川中康分别在受降书和投降书上签字。细川中康及日军四十七师团长渡边洋、参谋长寒川吉溢等，当场解下东洋挎刀呈上。

　　（记者　雍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