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扶贫基金会新长城项目部8月9日公布了《中国优秀特困生调查报告》。报告称，以每年8000元为标准，一个本科生4年的花费，相当于一个处于相对贫困线的农民41年的收入———数字是抽象的，可我们知道，每个抽象的数字背后，都蕴藏着无数“上不起学”的悲情故事，一个个触目惊心的数据，表征着中国弱势群体的教育苦难。
沉重的教育苦难，在政府救助体系尚不完善的现实中，常常指向了社会爱心的救助—
——每一个苦难报道的背后，都会有类似“伸出援助之手”、“人人都献出一点爱”的爱心呼唤———层出不穷的苦难出现，就有着层出不穷的“爱心呼唤”，社会爱心正遭遇着教育苦难的过度开发，这种过度开发对社会生态的破坏是巨大的。“献爱心”本来是一种主动、自愿、愉悦的利他行为，一个人通过主动献爱心，在帮助别人的同时，自己也能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愉悦，社会也因此而和谐。
而教育苦难之后的“爱心呼唤”，则是对爱心的一种过度开发，这种过度开发剥离了“献爱心”应有的主动和自愿，带有浓厚的“道德强迫”色彩，使一种本应是精神享受的东西异化为人们的精神负担———不是我主动去“献爱心”，而是有一种力量敦促甚至“强迫”我去奉献，这会在伤害爱心的同时，让人们产生某种强烈的逆反和排斥心态。
从另一个角度看，“爱心”所产生的救助能量实际上是相当有限的，诉诸于“献爱心”彻底消除现实中的教育苦难，根本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以为“献爱心”蕴藏着取之不竭的能量，这必然会产生一种矛盾：热切寄望于社会爱心，而爱心因为能力有限又未能解决问题，于是就必然产生一种失望和苛求———或指责社会的冷漠，或鄙视爱心的无能，或对未献爱心的人进行道德质疑，如此就在引发道德冲突与猜忌的同时，破坏了天然的社会道德生态。
实质上，在拯救教育苦难这个问题上，诉诸于能量很有限的“献爱心”是根本不行的———爱心至多只能是一种辅助性力量，拯救，只能从降低教育成本和完善政府救助体系入手。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的成本不仅大大地超过了普通家庭的承受能力，也大大超过了整个社会爱心的能力所及，再多的爱心，在普遍昂贵的教育成本面前也只能是杯水车薪。
10年间，我国大学学费猛涨约20倍，而1994年至今10年间，国民人均收入增长不到4倍；从绝对数字看，日本的学费可能是世界最高，但若从支付能力看，中国现阶段大学支出是世界最高的3倍以上。按照每年学费、住宿费平均6000元计算，再加上生活费等，每个大学生一年至少需要花费8000元———中国有多少家庭的年收入在这条线之下？恐怕不只是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家庭，对许多城市家庭来说也是非常沉重的负担，爱心何以能承载如此之重？
以当下其他方面的改革反思为鉴，应以“降低高教成本”为核心，对教育改革进行重新的审视和大刀阔斧的改革。
首先，现阶段我国教育投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国家要加大对教育的财政投入，专家估算，按中国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水平计算，提升一个百分点意味着增加1000多亿元教育经费，若其中的三分之一用于高等教育，即有300多亿元，大学学费则可以减半；其次，高校教育成本的评估与分摊要有一个清晰透明的标准，不能什么成本都往学费里摊，调查显示，高校官员购买豪华进口车、以出国考察为名的公费旅游、公费吃喝等开支，都纳入高校教育成本范畴，学费怎能不高？第三，高昂的教育行政成本需要压下去，中国大学机构臃肿冗员泛滥，一个普通的院系，从正职到副职，领导就往往多达六七个，这在无形中加大了教育成本；最重要的是，要在教育体制上对教育权力进行驯化，教育成本很大程度上是教育权力资本化推高的。
爱心遭遇教育苦难的过度开发，正是病态的教改现状和畸高的教育成本下病态的社会现象，这种危境不能再延续下去了，社会对教育苦难的承载力已处崩裂之边缘。(曹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