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述评：中国的抗日战争为何能取得胜利

　　直到今天，国际军事历史界仍有专家充满兴趣地问：为什么二战前的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亡国了？为什么西班牙共和国在那么多的国际援助下失败了？而中国的抗日战争长达14年，长期处于孤军奋战，鲜有外援，最终却赢得了胜利？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大而弱的中国打败了小而强的日本，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胜利。要知道，在抗日战争以前，也有许多人认为中国武器不如日本，如果抗战的话，将会同阿尔巴尼亚一样地灭亡

，这种亡国论的观点在被后来的事实击得粉碎。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中国赢得了抗战的胜利呢?

　　从《论持久战》等文献中，可以从理论上找到问题的答案。毛泽东指出：“阿尔巴尼亚为什么灭亡了呢?第一，它不但是弱国，而且是小国。第二，它不如中国进步，它是一个古老的奴隶制到农奴制的国家，没有资本主义，没有资产阶级政党，更没有共产党，没有中国这样的军队，更没有如同八路军这样的军队。第三，它不能等候国际的援助，它的战争是孤立的。第四，这是主要的，抗意领导方面有错误。阿尔巴尼亚因此灭亡了。”与此相反，中国的抗日战争之所以胜利，是因为中国不是阿尔巴尼亚，也不是西班牙，中国有许多的优势。

　　正义战争，抗日战争的力量源泉

　　抗战时的中国处于一个进步的历史时期。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近百年的反对外敌入侵的斗争锻炼了人民，尽管这些斗争屡遭挫折，但屈辱的历史却教育了人民，使爱国热情愈益高涨，民族觉醒力量空前强大。经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洗礼，反帝和反封建、民主和科学的意识在人民头脑中愈益浓厚。此间，中国共产党与其领导下的军队的诞生和发展，使这些进步因素大为加强，并成为这些进步因素的代表，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中国是如日方升的国家，这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没落状态恰好形成相反的对照。日本所进行的侵华战争本身是退步而野蛮的，日本又是个封建性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统治阶级对内推行法西斯专政，政治上极端反动，大势屠杀进步人士和外国侨民，镇压工农运动，推行恐怖政策；对外发起掠夺性侵略战争，企图以此转移国内矛盾和解决经济危机。

　　中国的战争是进步的，从这种进步性，就产生了中国战争的正义性，因为反侵略战争是正义的，就能唤起全国的团结，激起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同情，从而将取得广大的国际援助。中国的得道多助与日本的失道寡助又形成强烈的对比。毛泽东还指出战争“力量的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中国的武器固然不如日本，“但武器是可以用人的努力增强的，战争胜负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物”。正义战争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能得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援助，这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的有利条件；战争的正义性又是持久抗战的前提，抗日战争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休戚相关，日军野蛮的侵略行径教育了人民，使人民自愿积极主动地参加战争，并为战争的胜利贡献自己的一切。因此，日本的侵略战争面临的将是整个中华民族用血肉凝成的钢铁长城。

　　众志成城，打造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统一战线旗帜下，由中国各族人民和海外华侨广泛参加的全民族抗战。由于统一战线的存在，四亿五千万人民都动员起来，投身到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洪流中，集中全国的财力物力于一个目标——抗日，日本侵略者因此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注定了他它必然失败的命运。早在193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就曾说过中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将主要是依靠中国人民的大联合。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一切炎黄子孙，不分阶级、党派、民族、地区，不分宗教信仰，不分男女老幼，一齐为抗日战争贡献力量。作为人民群众的主体的工人农民，流血流汗，为抗战付出了最大的牺牲。在全面抗战的八年中，国民政府征募壮丁达1335万余人，绝大部分是农民、工人；解放区战场的近百万主力军和220余万民兵，是以农民为主体。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积极参加统一战线，为抗日奔走呼号，在文化教育、宣传鼓动等方面作出重大贡献；民族资产阶级也表现出巨大的爱国热忱，长江下游和沿海地区的资本家，为避免资敌，将工厂企业大举迁往内地的大后方，支持了国家的战时经济。56个民族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抗战，成千上万支各民族的游击队、自卫队在和敌人作战，数不胜数的担架队、救护队、运输队等，在日以继夜地辛勤奔忙，形成各民族人民支持战争的滚滚洪流。各地方实力派也能抛弃相互的前嫌，从民族大义出发，同舟共济，积极出兵、出粮，如，四川省派出了100余个师参战，1941～1945年出粮达8443万市石。其他如云南、广州等各省军队，都在抗战或作出了贡献。在海外的1000余万华侨，也为祖国的抗战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世界各地的华侨组织了大量爱国团体，著名的如陈嘉庚的“南侨总会”，发起抵制日货运动和募捐运动，派人回国参战。1937年～1942年，华侨认购的救国公债达11亿元之巨；仅1939年，全国战费(不含敌后战场)为18亿元，当年华侨捐款及侨汇即达13亿元。在抗战头3年里，海外华侨捐献飞机217架，坦克23辆，救护车1000余辆，物资总数在3000批以上，1939年初，仅菲律宾就输送了16名飞行员回国参战。抗战期间先后加入东江地区抗日游击队的华侨及港澳同胞在1000人以上。印尼归国华侨李林，参加八路军后任120师第6支队骑兵营教导员，在作战中英勇牺牲，被誉为女英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打击和震慑敌人的巨大威力，使日本法西斯对此十分惊惧，出于对动摇其法西斯统治的恐惧心理，他们千方百计地妄图破坏中国的统一战线。日军发起“七·七”事变的原因之一正是想趁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尚未完全形成之际打垮中国，却不料“七·七”事变反而促成了中国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日军发起武汉战役的目的之一也是妄图割裂国共合作，但这一阴谋也同样地落空了。日本特务机关还不断制造假情报，在国共两党间挑拨离间，企图挑起国共矛盾，削弱抗战力量，其结果也是一再地落空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两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团结抗战，成为打败日寇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倡导了第二次国共合作，1935年8月1日即发表《八一宣言》，郑重宣布：“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红军的行动，“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从1936年初开始，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多次举行国共合作的谈判，到1937年9月23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了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同意将红军和南方八省游击队分别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开赴敌后，开展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在敌后战场，取得了平型关大捷、夜袭阳明堡机场、百团大战、黄土岭伏击战等一系列辉煌的战绩，特别是到抗战后期，建立了19块大的抗日根据地，将日本侵略军压缩在铁路线、大城市狭窄的点、线区域，使其濒临失败的边缘，为抗日军民的战略大反攻创造了条件。而在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队则在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赴缅远征作战等一系列重大战役，节节抵抗，沉重地打击了日寇，取得了台儿庄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第二次赴缅作战、芷江会战等若干著名的胜利，并在1943年下半年起逐步夺取了抗日战场上的制空权，同样为抗日战场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条件。由于抗日统一战线的存在，中国战场上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与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紧密配合，将士团结协作，浴血奋战，陷敌于进退唯谷的境地，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吞并中国的迷梦。

　　中国共产党不仅倡导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以实际行动真诚地维护了统一战线。1939年12月～1943年9月间，国民党顽固派曾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发起三次反共高潮，向八路军、新四军发起军事进攻，制造多起流血事件。其中最为严重的事件是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袭击新四军军部及其直属部队，新四军损失7000人，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被害。为此，中国共产党及时地提出了“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指示八路军、新四军采取自卫的原则，有理有节的态度，“以斗争求团结”粉碎了三次反共高潮，制止了统一战线的破裂。1940年8～12月，著名的百团大战，八路军以伤亡1.7万人的代价，歼灭了大量敌人，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破坏了日军诱降“桐工作”的进行，这是又一次大规模的维护统一战线的行动。总的来说，直至抗战胜利为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是稳固的，国共两党的合作是良好的。正如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所言：“国民党中还存在着一些守旧分子，障碍着国民党进步的速度与程度。在民族革命战争的洪流中造成了一股逆流，抵抗进步之舟……这是逆流，但并非主流。”国民党内部的顽固派是无法割裂、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

　　人民战争，陷敌于抗战的汪洋大海

　　中国的抗日战争没有斯大林格勒保卫战那样旷日持久、空前惨烈的大阵地战，没有北非阿拉曼战役那样黄沙漫漫、快速机动的坦克会战，没有中途岛战役那样逐鹿海洋、波浪冲天的航母会战，也没有如诺曼底登陆那样惊天动地，规模宏大的海空登陆战，中国的抗战有其独特的方式、独特的魅力，是运用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取得的胜利。

　　实行人民战争，是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最有效的途径，这是夺取胜利的关键。全面抗战初期，毛泽东就曾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始终坚持实行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积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就是中共动员全国军民实行人民战争的政治纲领，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军民以军事斗争为中心，把武装的与非武装的，把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以及公开的和隐蔽的，“合法的”与“非法的”等各种斗争形式相结合，实行全面的对敌斗争，充分发挥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打破日军推行的所谓“总力战”。在武装力量体制上，采取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游击队三结合的形式。主力军主要执行外线的和在有利条件下以运动战形式歼灭敌人较大兵团的作战任务；地方军、民兵游击队则主要执行内线的，本乡本土的保卫任务，以分散的多种形式的游击战与敌周旋，配合主力军粉碎敌人的围攻、“扫荡”、“蚕食”，清乡等。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这三种形式还可灵活变化，相互转变、相互支援。中国共产党由于坚持人民战争，以仅有的几万余人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歼灭、牵制了大量日军，创建了19个抗日根据地，并使人民武装力量获得了飞速发展，历史已经证明，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是弱国打败强国唯一的战争指导路线。

　　在战略上，针对日本速战速决的侵华战略方针采取持久战的方针，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军事战略指导。根据中日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地理等基本情况，以及战争性质的进步与退步，国际社会的多助与寡助等特点，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以持久战打败日本侵略的思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向南京国防会议提交了持久战战略的计划，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也在作战指导计划中，确定了以持久战为主导的战略方针。在敌强我弱、敌之战争的非正义性和我之战争的正义性、敌失道寡助和我得道多助的条件下，我在战略上必须实行持久，通过战略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的长过程，达到打败敌人，夺取抗战胜利的目的。毛泽东在其发表于1938年5月的《论持久战》全面系统地深刻地论述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战略原则、作战形式以及抗战必经的三个战略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抗日根据地的军民正是在这一战略方针的指导下，在敌后战场上不断出击，主动、灵活、有计划地打击敌人，在相持阶段实行战略上的持久的内线防御作战，战役战斗上外线的进攻的速决战，不断地歼灭和消耗日军，使日军在敌后战场上陷入了被动地位。事实证明，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国实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的胜利。

　　在作战形式上，重视游击战的战略地位，实行以游击战为主的作战方针。争取反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最终要靠正规战，由于敌强我弱，以及由此产生的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也由于中国有地广人多的优势，而游击战争是弥补武器装备劣势的最有利的形式，便于发挥反侵略战争的正义性，最大限度地组织群众参战，起到避敌之长、击敌之短的效果，因而抗日游击战争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在战略防御阶段，游击战争担负着开辟敌后战场、创建根据地、牵制与打击敌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的战略任务。在战略相持阶段，游击战争担负着坚持敌后抗战，发展与巩固根据地，消耗与削弱敌人，支援正面战场作战，并积蓄力量，逐步由游击战向正规战转变和准备反攻的战略任务。在战略反攻阶段，游击战争则转变为正规战，展开大规模反攻，恢复失地。在整个抗战过程中，敌后战场的游击战与正面战场的正规战在战略上对敌人构成夹击态势，陷敌于两面作战的不利地位。美国军事评论家威尔纳在《日本大陆战略的危机》一文中赞扬：“在第二次大战中，没有一个地方的游击战能够担当游击战在中国将要而且能够担负的战略任务。”

　　抗日游击战争，由于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八路军、新四军等主力兵团为骨干，有敌后各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参加，因此它具有深远的计划性、广泛性和持久性，在整个敌后战场，抗日军民以普遍的游击战与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相结合，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以极其灵活巧妙的战术袭击敌人，创造出麻雀战、地雷战、破袭战、伏击战、破击战等战术，神出鬼没，攸忽飘逝，令日军防不胜防，疲于奔命，击退了日军成千上万次围攻、“扫荡”、“讨伐”、“蚕食”、“清乡”等频繁的进攻，陷敌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日军主力被牵制和拖垮，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经济在庞大的战争消耗下走向崩溃的边缘。而中国军民的抗日力量而日趋强大，从1944年春开始局部反攻。

　　日军的一些将领叹息：“中共八路军对日本军进行的战争，是一场任何条令都未写过、也从未体验过的特殊战争。”“日军在千百次大小围剿作战中基本上没有给中共军队以重大打击。与此相反，在围剿中日军司令部、小部队和后方部队遭到毁灭性打击的事例却不胜枚举。”可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是杰出的战略决策和战略指导艺术，与具有高度觉悟的人民武装结合的产物，它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得道多助，世界各国人民广泛同情和支援

　　毛泽东曾精辟地指出：“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我们的抗日战争需要国际人民的援助……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一个必要条件。”中国的抗日战争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广泛的支持和帮助。欧美各国以工人为主的各阶层人士组织了各种协会，以游行集会、罢工、抵制日货等方式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并向中国赠送了大量药材等物品、派出救护队；各国共产党、共产国际等友好党派。也组织力量支持中国，如，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联合派来的白求恩医疗队；印度国大党派遣的爱德华、柯棣华援华医疗队；著名的援华医生还有美国人乔治·海德姆(中国名为马海德)、德国人汉斯·米勒、朝鲜人禹镛、澳大利亚人富莱、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医疗部医生保尔舍克等。外国新闻界有斯诺、史沫特莱等著名记者向世界宣传中国的抗战，即使是日本共产党也在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组织了“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觉醒同盟”、“反战同盟”，直接帮助中国抗战。

　　许多国家的政府代表人民的利益强烈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并向中国提供大量的物质援助。从1937年至1944年，美、苏、英、法等国向中国贷款分别约10.478亿美元，1.5亿英镑，10.3亿法郎。全国抗战的头四年，对华主要援助国是苏联。苏联共贷给中国国民党政府4.5亿美元，以供其购买苏式装备，据苏方统计，从1937年10月至1940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1235架飞机，82辆坦克，1600门火炮，14000多挺轻重机枪，86万发炮弹，1.1亿发子弹，165000颗航弹，2050辆卡车以及其它物资。苏联还派出了6个飞行中队的志愿航空队，协助国民政府建设空军和参加对日空战，苏联的物质援助持续到1941年3月。在军事行动上，苏军长期陈兵东北的中苏边境，牵制了大量日军，便利了中国的抗战。1945年8月9日，苏军发起远东战役，歼灭了日本数十万精锐之师的关东军，更是以直接的军事行动援助了中国。美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援华最多的国家，美国的第一笔援华贷款始于1938年12月15日，大笔的援华物资和贷款是在1941年后到的。美国帮助国民党重建了空军，并派第14航空队直接参加中国战区的作战；此外，还向国民党军队提供大量的美械装备和美式训练。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正得益于装备的改善和训练水平的提高。

　　国际上的对华援助，对中国抗战起了壮大抗日力量、鼓舞中国民心士气的作用，特别是对于防止蒋介石政府的妥协投降、坚持抗战起了良好的作用。但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抗战的胜利并不是如一些人民说的那样完全是国际援助的结果。一方面，是由于援助的量对于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在四年零五个月这么一段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还要长的时间里，中国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友好的国家进行了援助。但总的来说它们在这些年里的援助是经常太少、太迟了。”美国学者阿瑟·N·扬在《中国的外援》一书中，这样评价中国在太平洋战争前的外援情况，其实在长达八年的全面抗战中，何尝又不是这样?1941年至1942年，美国提供给中国的武器占其给同盟国总量的1.5%，1943年至1944年只占0.5%。另一方面，由于蒋介石政府的腐败，到手的援助物资和贷款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如，1944年国民党军队已装备了大量的美式武器，在豫湘桂战场上却出现了大溃败。更有甚者，正如史迪威将军和马格鲁德将军所指出的那样，蒋介石把大量的美援物资囤积起来，不仅不给在第一线浴血奋战的八路军、新四军，而且准备留作以后打内战之用。相反，相持阶段，抗击着64%的侵华日军和95%的伪军的共产党军队却几乎是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遵照“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口号，开荒种地、植棉纺纱，推动了解放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满足了军需民用。

　　抗日战争，不仅是中国的事，也是亚洲的事，世界的事。抗日战争中中国获得的同情与援助体现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力量间的相互协作，体现出国际主义精神，对中国抗战的胜利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作者：国防大学博士生刘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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