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飞行员落到我们身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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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8月16日14:36 民主与法制时报 | |||||||||
浙江老百姓营救杜利特尔轰炸机队飞行员纪实 □本报专稿/特约记者陈卓 这些天来,浙江省档案局编研征集处正在为一个即将到来的图片展忙碌——“历史的记忆——浙江百姓营救美国飞行员”图片展。凝固的瞬间,却传达出历史的深远:在这些图
1942年4月18日,美军杜利特尔中校奉命率领16架B-25型轰炸机对日本东京等城市进行轰炸。机队完成任务后,因与地面失去联络,15架飞机在中国浙江、安徽等省坠毁,其中有9架坠落在浙江境内。杜利特尔中校的座机——1号机,便坠落在临安境内。 我哥说了句“Howdoyoudo” 1号机坠毁前,机上5名成员弃机跳伞,领航员波特和投弹手布雷默分别降落在临安的碧琮村和与之相邻的郜家村毛公岭沙家坞。 4月19日一大早,从“大山”上下来的波特走到“泥桥”头时,被正在桥旁水碓(舂米的作坊)里舂米的村民发现。因语言不通,村民将波特误会成“日本佬”,绑住他的双手押到了吴家祠堂。不多久,南面高岭的住户呼声冲天,原来又有个外国人从山岭上下来,还一瘸一拐的。同样是高鼻子,但他身上没有枪,所以免遭捆绑。 面对两个外国人,当地村民议论纷纷。村民里有人见过日本人,但都觉得眼前这两位“并不像”。 我们家那几天在造猪棚,那天木匠来得特别迟,他说了个“特大新闻”:——碧琮村从天而降了两个外国人。哥哥那年18岁,刚中学毕业,是乡天目中心小学教师,关心时事,读到过有关美国参战的消息。听了木匠的描述,哥哥觉得这两人不像是东方人,“说不定是同盟国人员”。他想到自己初中时学过一点“洋文”,就叫上我急匆匆地赶去。才走了半里,就看见一大群人迎面而来,其中两个一看就跟我们长得很不一样。哥哥试探性地打了个招呼:“Howdoyoudo!”话音刚落,他们就露出了希望的眼神,也回答了同样的话——在临安市由口村朱学伟的家中,我们听到了这段往事。当时,幸亏他哥哥朱学三同两位美国飞行员进行了简单会话,大家才弄清了他们的身份,给波特松了绑。村民们向两位美国飞行员表示了歉意,随即由朱学三带他们到朱家,保长俞根生到区公所去报告。 “家里特别泡了新茶,我妈专门为他们煮了一小锅鸡蛋,他们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其实,朱家曾用饭菜招待过他们,但是他们不会用筷子,饭菜总夹不到嘴边,所以才煮了鸡蛋。 “那时我们家的房子很大,村里人都来看热闹,里里外外好多人。他们俩只在我家吃了饭,没有住宿。” 今年79岁的朱学伟老人看上去身体健康,虽然这几天腰背不太好使,他还是带记者去了当年与两名飞行员相遇之处。而他哥哥朱学三老人,已在上海过世,他当年的壮举至今仍留给这一大家子不少自豪和些许无奈——朱学三老人曾应邀去过美国,别人都以为他获赠了不少礼物。可朱学伟说,以哥哥的品性,决不会接受什么馈赠,当年救助美国飞行员,从来就没想过要得到什么回报。以前,他们几乎不向下一辈讲这个故事,直到近些年媒体宣传得多了,晚辈们才渐渐清楚。 后来,由临安县政协文史工作委员会编写的“临安文史小丛书”,收录了朱学三写的《五老人访美纪实》:“1990年美国杜利特尔机队协会组团来华考察访问前,我曾应浙江省外事办之召,协同临安县政协及县府外事办预查了当年一号机弃机跳伞等现场;同年9月9日,我作为营救人员的代表,复去临安与来访代表亨利·波特等人会晤。1992年3月,该协会执委会邀请浙江‘五老人’参加纪念轰炸东京50周年的庆典活动,我也是出访成员之一……” “化险为夷”之路一波三折 提到杜利特尔的获救经历,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王国林。王国林是临安人,身为古典文献专业硕士的他目前在浙江林学院供职,一直致力于抗战史方面的研究,著有《东南抗战前哨》、《浙西战时施政》等书。 “我觉得这段历史很重要,很有必要把它写出来。”1995年下半年,王国林下定决心写出这本书:《轰炸东京——中国救助美国飞行员纪实》。 之后7年,王国林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全部奉献给了这本书,而且没有专项经费。除了去有关各地档案馆查找资料,实地采访的量也很大。临安所有与之有关的地点,他靠步行和自行车全跑了个遍,好几次重走了当时飞行员跳伞降落后行走的路线。 当时杜利特尔的降落地刚好是块稻田,田里满是水。王国林找到了那个地方,以之为起点,重走了那段“化险为夷”之路,发现了不少戏剧性的历史细节:杜利特尔当时发现,不远处有间小房子,还透着灯光,于是摸索着前进,小心翼翼地去敲门。在航空母舰上,有人教过他们“汉语”,以备不时之需。“Lushuhoomegwafugi(我是美国人)。”里面有反应了——门“砰”地被闩上,灯火马上熄灭,再也没有声响。 原来,杜利特尔遇到的是一户地道的乡下人家。当时女主人正在灯下忙针线活,听到有人敲门,从窗口探望,只见一个“外星人”,吓得连连后退,杜利特尔当然就吃了“闭门羹”。 后来杜利特尔才知道,他说的那句“汉语”是粤语,他的战友们说了也都没管用。 杜利特尔只好继续走。路过停尸房,歇过水碓,直到19日早晨遇到一位起早的老农。被对方奇怪地打量,自己生硬“汉语”又不被理解,杜利特尔只好在纸上描出一幅火车头的图画,标上一个大问号。老农笑笑点点头,招呼杜利特尔跟他走。大约走了1公里,眼前出现的不是铁路,却是个兵营。 这个兵营就是当年浙西行署(当时浙江省政府的前敌机构,以天目山为办公地点,领导浙西23县市的对敌斗争)的守卫部队青年营。 杜利特尔解释自己是美国人,前一天晚上跳伞降落至此,但这没有消除青年营少校的怀疑。就在气氛非常紧张之际,杜利特尔灵机一动,带他们去看他降落的地方。可到了那地方却不见了降落伞,杜利特尔又想到那户人家能给他作证。谁知,从没经历过这种场面的农民脸色煞白,结结巴巴地否认了那晚的事。气氛再度紧张。这时,两个士兵从屋里出来,抱着白色绸质降落伞,脸上荡漾着笑意。 少校紧紧握住杜利特尔的手,用饭菜招待了他,并带队寻找另外4名飞行员。 后来,在天目山上的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热情款待了5名飞行员,双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朱学三也随行陪同直至22日,因要回校教书才依依惜别。 23日开始,浙西行署为杜利特尔5人备好车马食物,让他们踏上去衢州机场的路。5月3日,杜利特尔抵达重庆。5月5日,他接到命令离开重庆,于15日抵达华盛顿机场。 一瓶“最可口的”啤酒 从浙江省档案馆的史料中记者得悉,当年,浙江军民曾以各种方式救护美国飞行员—— 2号机在浙江省鄞县咸祥镇附近坠落,机组成员均被当地政府和百姓救起,转送内地。 3号机组成员降落在浙江省江山和遂昌县境内,当地军民给予救助并将殉职飞行员用棺木装殓。当地军民还对坠落的飞机加以伪装,日夜守护,用木筏直运衢州,连同物件清册交给当地驻军。 6号机坠落于浙江省象山县爵溪海面,5名飞行员中2名溺亡,遗体被当地村民安葬,其余3名上岸后在救护过程中被日军掳去。 7号机坠落于浙江省三门县,5名飞行员很快被当地百姓救起。当地政府用轿子将其中4名伤势较重者抬到医疗条件较好的医院救治,并为伤势最重的飞行员成功实施截肢手术。 11号机在浙江省衢州以东30英里处坠毁,机上5人得到救助,被护送到安徽歙县。这其中还有一段趣事。翻译曾健培问他们有什么要求,飞行员波尔茨开玩笑说:“能有一瓶啤酒就好了。”当时在中国的山区,啤酒可是件稀罕物,没想到翻译居然真的为他搞来了一瓶“上海牌”啤酒。波尔茨在回忆中称之为“一生中喝到的最可口的啤酒”。1992年,在“杜利特尔行动”50周年纪念活动上,当年11号机组的飞行员开普勒推出50瓶啤酒回赠曾健培。 15号机坠落于浙江省象山南田大沙洋面,5名飞行员泅水上岸,其中4名躲进渔民麻良水家的猪圈。夫妇俩将他们迎进家,生火烤衣,煮鸡蛋、炒虾皮给他们吃,并留宿家中。第二天,另一名飞行员也被找到。麻良水等人将他们打扮成中国渔民,用小舢舨安全送出日军封锁线。 9个机组共75名飞行员,除5名丧生、8名被日军捕获外,其余62名都被中国军民救助,安全脱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但为了这些救助行动,中国军民却付出了血的代价。1942年5月15日,日军对杜利特尔轰炸机队主要降落点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并使用了细菌武器。飞虎将军陈纳德回忆录中写道:“二十五万中国士兵和平民,死于这场三个月的战役中。” 1992年,美国隆重举行“杜利特尔行动”50周年纪念活动,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对这段历史给予了高度评价:“在突袭之后,那些善良的中国人不顾自己的安危,为我们的飞行员提供掩护并为他们疗伤。在这具有特殊意义的时刻,我们也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感谢他们作出的人道主义努力,是他们的帮助才使我们的飞行员们能够安全返回。”摄影陆国庆 (感谢浙江省档案馆和王国林先生为本文提供史料支持) 相关专题: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