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式决定成败

　　这些年来，成都一直在苦苦思索，默默耕耘，力求探索出一条科学、稳健、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在我看来，这条路，他们是走出来了。他们找到了一种适当的方式，一种可行的方式，一种事半功倍的方式。靠着这种方式，他们使探索成为经验，理想变成可能。

　　“三农”话题的重大，易中天教授论述的精辟，人们对成都美好印象的共振……当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便形成了使“成都方式”论述在社会上迅速产生强烈反响的巨大动力。

在看惯了“某某模式”、“某某经验”之后，新颖、深刻、适度的“成都方式”让人眼前一亮，其开放式的、不贴真理标签的理论概括，引发了执著于破解“三农”顽症、积极探索构建和谐社会者的深深思考和内心共鸣。

　　8月15日，新华社记者丛峰再访易中天教授，向他寻求“方式”由来的注解。

　　很多贴着真理标签的“模式”，并不一定行之有效

　　记者：此前，我们曾看到过很多“固定模型”式的总结、概括，但好像并不一定都行之有效？

　　易中天：做研究的人都喜欢做总结。他们也都希望，能从那些独立事件中发现事物演变的一般规律。因此，一旦他们像猎狗一样嗅到了蛛丝马迹，便会像考古学家一样挖地三尺。如果运气好，可能就会发现“金沙遗址”般珍贵的东西，但更多时候会一无所获。命运，并不总是垂青探索者的。然而，这毕竟是一个变革的年代，因此总会有人看到什么。这时，他们会把自己收集到的数据加以处理，得出某种自以为是的结论。按照国际惯例，这些结论往往被制作或打造成某种范式和模型，然后贴上“真理”的标签加以推广和推行。至于它们是否当真行之有效，则不是这些学者和理论家要考虑的事情。

　　记者：是不是有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呢？

　　易中天：比如“华盛顿共识”。所谓“华盛顿共识”，是1989年由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执笔提出的一整套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系统主张。它被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在世界银行的支持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畅行而风靡一时。然而，“华盛顿共识”的实施结果是，短短十年就摧毁了十几个经济体，使这些国家陷入长期的混乱和停滞，从而也实际上宣告了一种傲慢理论加一个傲慢时代的终结。

　　于是又有了“北京共识”。它源自美国高盛公司中国顾问乔舒亚·库泊·雷默于2004年发表的同名论文。雷默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发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过去十几年间，取得了令世界瞩目之经济成就的，恰恰是两个最无视“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印度和中国。因此，较之在资本主义竞争中处于劣势的“欧洲价值观”和“后华盛顿共识”，有着持续经济增长做后盾的“北京共识”，无疑是对“华盛顿共识”的有力挑战。更何况，在雷默看来，建立在“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经验确实具有普适价值，完全可提供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和借鉴。可以没有“模式”，但不能没有“方式”

　　记者：作为一个外国人，雷默对中国发展的解读是不是已经很深刻到位了呢？

　　易中天：毫无疑问，雷默先生对中国发展的看法和态度，是比较客观和公正的，一些观点很有独到之处。但这位先生毕竟不是中国人，不是在中国文化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谈论中国问题，总不免有隔靴搔痒之嫌。

　　而且，他对“中国经验”的概括未必准确，所谓“北京共识”也未必能成为人们的共识，不具有可操作性，至少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是无法按照“北京共识”来发展地方经济、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国发展的核心经济就是“实事求是”，再加上“和而不同”，即和谐、多样、务实、创新。中国在发展之初就确立了一个宗旨：走自己的路。因此，中国不会接受任何所谓的“共识”，也不会根据什么“共识”来指导自身改革。

　　记者：那么，在没有“共识”的情况下，我们的发展用什么来指导呢？

　　易中天：应该这样说，我们可以没有“共识”，但不能没有“认识”。或者说，可以不要“模式”，但不能没有“方式”。

　　事实上，目标确定之后，方式就是决定的因素。有快捷的方式，有迟缓的方式；有稳妥的方式，有冒失的方式；有聪明的方式，有笨拙的方式。方式对了，事半功倍；方式错了，事倍功半，甚至南辕北辙，缘木求鱼，欲速则不达。

　　记者：您在此前的访谈中也谈到过这种“如何求而能得”的方式问题。

　　易中天：是的，我曾举过到上海参加成都住交会的例子，中国社科院的刘维新老先生坐飞机去的，却到得比坐火车的还晚。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孜孜以求向一个目标奋进，却常常求之不得，关键是方式上出了问题。在目标确定后，方式决定成败。成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方式”

　　记者：您提出“成都方式”，就是说成都在向构建和谐社会目标迈进的过程中，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事半功倍的道路。

　　易中天：是的。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这些都是既定的目标。在这些社会发展要求的“规定动作”面前，成都市的各级领导干部没有推诿应付，而是积极地想办法，还真想出了各有特色的好办法，并获得了成功。如双流县提出的“三个集中”，锦江区打造的“五朵金花”，新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突破性探索……这些大量的、具有创造性的探索与实践，展示了不同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方式”。找到了这些好的方式，他们距离目标必然会越来越近。

　　记者：您认为您调研的成都市推进城乡一体化、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和机关建设等三个方面，是一个环环相扣的系统，按逻辑顺序分别代表着科学、民主和法治。但实际上，成都市推进这三方面工作的先后时间表并不与这一逻辑顺序完全对应。

　　易中天：这三件事已经形成了一个整体，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正反都是相成的，并不一定要求时间上的完全对应。逻辑顺序更重于时间顺序。比如“三个集中”，现在的提法第一个是“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实际上最开始的时候，第一步探索是从土地向业主集中迈出的。而且，从这三件事构成的主干系统出发，成都还做了许多其他方面的工作，全面推进了和谐社会的构建进程。

　　记者：所以，您用“方式”这个词来为成都的探索和实践命名。

　　易中天：是的。这里提出的“成都方式”，就是成都探索和实践的产物。这些年来，成都一直在苦苦思索，默默耕耘，力求探索出一条科学、稳健、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在我看来，这条路，他们是走出来了。他们找到了一种适当的方式，一种可行的方式，一种事半功倍的方式。靠着这种方式，他们使探索成为经验，理想变成可能。

　　因此，如果说他们的工作可以称之为“成都实践”，他们的经验可以称之为“成都道路”，他们的做法就可以命名为“成都方式”。“方式”是工作方法，更是思想方法。

　　记者：以“方式”命名，大家觉得严谨之中又隐含开放变通之意，概括得分寸得当，留有余地。

　　易中天：方式不是“共识”，它只是一家之言。方式也不是“模式”，它只是探索之路。方式意味着方向，这就是构建和谐社会。方式意味着方位，这就是完成历史使命。方式意味着方针，这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让所有人过上幸福生活。方式还意味着方法，这就是科学、健康的持续发展。这是工作方法，更是思想方法。

　　当然，方式也意味着样式。这个“样”，既可以理解为“模样”，也可以理解为“榜样”。事实上，在我看来，“成都方式”是具有榜样意义的。因为它不仅包含着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和一系列可以效仿的模样，更包含一种普适价值和一种深刻思想。它的意义也许一时半会儿还不可能完全显现，但在不久的将来，则一定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记者：“成都方式”的形成，一定有它内在的动因吧？

　　易中天：这是我下一步要研究的问题。对于“成都方式”，现在我还不想对它过多地品头论足，更不想草率地进行价值评估。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将继续马不停蹄地深入到成都的各个角落调查研究，问个究竟，然后再向大家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