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最终为“三老四帅”平反

　　1967年4月初，周恩来向毛泽东请示工作，来到“文革”以后毛泽东住进的“游泳池”。毛泽东心事重重地问周恩来：“现在北边的情况怎样？”

　　“还不能掉以轻心。”周恩来陈述着，“苏军在邻近我东北、内蒙边境地带，调兵遣将，陈兵几十万。他们的意图是明显的。从各种情况分析：一种可能是搞边境摩擦，小打小闹；第二种可能是炸毁我们的核设施；第三种可能是大动干戈，发动全面进攻。”

　　“苏修是亡我之心不死啊！”毛泽东沉思着，说道：“要把这种形势告诉全国人民，加紧备战，准备打仗。特别是军队，一定要有准备，要防患于未然，防止突然袭击。几位老帅怎样？”

　　周恩来从这句问话里感到了毛泽东对老帅态度的松动，趁势汇报说：“政治局和中央文革联席会议，已经开过几次了。四位老帅和三位副总理，也都做了深刻的检讨。”说着，从皮包里取出一摞材料，递给毛泽东，并说，“他们都认识到在怀仁堂的发言是错误的，感到对不起主席，是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不理解，认识不清楚，对主席的战略部署跟得不紧，还有些居功骄傲，对自己的战友被打倒，想不通，不满……”

　　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的怨气也已平息。他点点头说道：“他们能认错就好嘛。我并没有打倒他们的意思，只是想狠狠地批评他们一顿，让他们改变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不要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

　　1967年五一节前夕，4月30日的夜间，毛泽东请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来到自己家里。在书满四壁的会客室，毛泽东又恢复了往日与他们的亲近关系，放松地仰靠在沙发上。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毛泽东逐个问了几位副总理、军委副主席的情况后，说：“今天开个团结会。我们还是要搞团结嘛。”

　　毛泽东看着大家，说道：“开始，我不知道什么是‘大闹怀仁堂’。后来，我听了几次汇报，才搞清楚了。碰头会上的发言，是对运动有意见，是老帅发牢骚嘛。”

　　这一说，在座的心情顿时轻松了许多。

　　毛泽东也说得更加轻松了：“噢，这些话，是在党的会议上讲的，是阳谋，不是阴谋。”他笑了：“以后，大家有意见，可以对我讲嘛！”

　　“主席啊，我们没办法跟你讲呀。”

　　“一天到晚被拉过来拉过去地批斗，我以为没得机会了……”

　　陈毅、谭震林等几个直性子脸上露出了许久未有的笑容。他们说着，肚里仍然有不少冤屈。

　　毛泽东安慰他们：“那些天，你们思想不通，过不了关，我心里也着急啊！你们仅仅是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思想上想不通，这也不奇怪。想不通心里就憋着气，就犯了错误。承认错误，检讨了就好嘛！”

　　当晚，周恩来拿出一份亲自拟定的参加“五一”庆祝活动的名单，请毛泽东批准。名单上赫然写着李富春、叶剑英、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等的名字。而那时，各种节日是政治资格的“检阅台”。谁能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谁就意味着“没倒”。

　　毛泽东最终为“二月逆流”平反，是在粉碎林彪集团之后。那时毛泽东说：“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的。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副总理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地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他们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讲就好了。有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好多年才搞清楚。”

　　武汉的形势一直是中央关注的重点。

　　1967年7月初，周恩来接到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电话，陈司令员汇报说：“近20多天以来，经过支左人员的工作，武汉没有什么事，两派之间的武斗已经停止，武斗器械也上交了。”

　　周恩来很高兴：“好，这样利于武汉问题的解决。”

　　陈再道继续说：“按照6月26日的电报精神，各派群众组织已经选出代表，军区也确定了赴京人员名单，做好了汇报的准备，可以到北京解决问题了。”

　　周恩来说：“等我们研究以后，再打电话告诉你们。”

　　过了七八天，周恩来给陈再道打来了电话。他在电话中说：“武汉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可以不到北京来了，我们要到武汉去，在武汉解决问题。”他还在电话里说，毛主席可能要到武汉游泳，要他们做好准备。

　　7月1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118厅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成员开会。散会后，周恩来对卫士高振普说：“主席要去武汉看看，准备再去长江游泳，会上决定让我先去一趟，你们也准备一下。”

　　高振普郑重其事地答应着，心中不平静。他知道武汉的形势，那里有“百万雄师”和“工总”两大派对立的群众组织，当地驻军也被卷入，而党政机构几乎瘫痪，谁说话也不听。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要去游泳，实在是担着风险。当时除了正副统帅的权威外，也只有周恩来的话他们还能听。所以，中央考虑让周恩来先去，主要是为毛泽东的安全着想。周恩来也想借这次机会，亲自看看武汉的情况，解决武汉的问题。

　　14日凌晨2时左右，周恩来坐上空军专机，随行的还有李作鹏和海军、空军的作战部长。飞机4点之前抵达武汉。当时的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前来迎接，并将北京来的客人接到武汉空军司令部休息，此时天已大亮，营区的官兵还没起床。

　　武汉这个出名的火炉，使从北京赶来的周恩来一行立刻感到它的厉害。虽说是早晨，几个人往会议室里一坐，几分钟后都已是汗流浃背，大家不约而同地盯着那两台电扇，总以为它不转了，其实它呼呼地转得正欢，却感觉不到一点凉意。周恩来向刘丰询问武汉各派的情况，以及武汉的社会治安现状。卫士们见周恩来也热得满头大汗，就向刘丰建议减少参加会的人员，使得房间空气流通一点。周恩来向留下的几位负责人交待了毛泽东要来武汉的具体时间和再游长江的打算。工作人员送来了早点，周恩来只吃了一个用盐水煮的鸡蛋，就由刘丰等陪同去省委招待所，即东湖宾馆。1961年，周恩来曾和刘少奇、邓小平同住在宾馆的百花一号楼里，世事沧桑，如今另两位已经被“打倒”了。（未完待续）（摘自《解放日报》，下篇见8月15日《史海新报》）新闻来源：华兴时报　责任编辑：马江　田丽　实习生：马彦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