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妙语连珠倾倒新疆大学师生

　　8月15日10时20分，当身着灰色细格西服的杨振宁出现在新疆大学校园时，激动不已的师生们爆发出了最热烈的掌声。

　　当日，专程来乌鲁木齐市参加中国科协2005年学术年会的杨振宁在新疆大学进行了1小时之久的演讲。妙语连珠的他使在座的听众忘记了时间的流逝。杨振宁谈到：“我始终认为，能够在最早的时候把最新的方法运用到最新的领域中，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幸运的。在座

的同学们，如果你们在年轻的时候能够找到一个新兴学科，并运用一个新的方法去发展它，那么你就可以和这个领域一同成长，我想这就是人生最好的机会。”

　　新大学子们用经久不息的掌声表示着对杨振宁教授的感激及敬仰之情。

　　当日11时50分，杨振宁一行离开了新大。临走时，他表示：“我相信，这绝不是我最后一次来到新疆大学。”

　　另据了解，当日中午杨振宁赶赴伊犁考察，并将在那里与伊犁师范学院的师生们见面。19日，他将返回乌市参加20日召开的中国科协2005年学术年会开幕式。

　　精彩演讲回放

　　“我的终点就是我的起点”

　　中国成功人士的代表、今日的学术泰斗杨振宁教授，也和与他同年代的很多中国人一样，有过一段清贫的童年和青年时光。对如今的他来说，当年的清贫早已成了生命中的一种财富和珍贵记忆——

　　三张照片一生难忘

　　我1922年出生于合肥，那个时候的合肥大概有10万人，当时还是一个比较闭塞的城市。小时候，我没有见过香蕉、菠萝，说实话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在我10个月左右的时候，父亲决定去美国读书。在父亲走之前，父亲、母亲和我三个人在我家的一个小院子里照了一张合影。那时候我父亲穿着西装，站得笔挺，在那之前他从未穿过西服。

　　父亲走后，由叔父当家。一年后，叔父、我、堂姐、堂兄又照了一张相，照片中间那个眼睛圆圆的人就是我。

　　又过了两年，我穿着长袍、马褂与母亲在照相馆里照了第三张相。

　　担心父亲抛弃我们

　　我父亲的那个年代，很多留学生在出国以前就结婚甚至有了孩子。他们的太太大多都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一些留学生回国后，就不再要他们原来的太太和孩子了，这种现象在当时很普遍。

　　母亲80多岁的时候曾告诉我，她当时也很担心，在我父亲还没有回国的时候她就开始担心父亲是否会抛弃我们母子。那个时候我们住所旁边有一个教会。如果入了教会，教会就会给你提供吃穿，这叫做“吃教子”。母亲说，如果父亲抛弃了我们母子，她就带我去“吃教子”。假如当时真这样，我今天就无法坐在这里为大家演讲了，幸而此事没有发生。

　　1928年，父亲取得了博士学位，回国后去厦门教书。他带着我们母子同去，厦门有很漂亮的房子，房子有红色的屋顶，对于当年仅6岁的我来说，那里是很美丽的，但是我并不晓得当时这里是不允许中国人居住的。

　　清华园里8年好时光

　　1929年，父亲前往清华任教，在那里我一共生活了8年。在清华园，我度过了小学、中学时代。现在的清华大学已有当年清华园的10倍之大，清华大学在旧中国、新中国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学府。

　　我曾经在清华大学西院读中学，那里有当年惟一的一幢教学楼，现在依然还在，但不久就要被拆除了……

　　难忘西南联大茅草屋

　　1937年，我随父母到了昆明，父亲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

　　1938年夏天，我还差一年才能中学毕业。教育部颁发了一个命令：一个人不需要读完中学才读大学。于是，我就参加了高考。当年我报考西南联大的准考证号码是第一考场第8号，这样，我很顺利地考进了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当年连个像样的宿舍都没有，于是就盖了一些茅草屋当宿舍，每个屋内住40个学生，走道两边各有10张双层床。屋子看上去很简陋，但住着却很舒服，冬暖夏凉，但最怕刮风下雨。我还记得，屋内的走道在长久的走动后就形成了一条沟。

　　西南联大在如此困苦的情况下，依旧培养出了许多杰出人才，这在人类高等教育的历史上是少有的。

　　名列校园“三剑客”

　　在西南联大我读了4年大学，后来又读了两年研究生。这6年，对我后来的研究工作有着重大影响。

　　我在西南联大，有两位很要好的同学。当年，我们整天在一起大声辩论，范围涉及物理、文学、政治、经济。因为我们三个喜欢高谈阔论，在校园里很引人注目，被校友们称为西南联大的“三剑客”。

　　我常对学生说，无论你学哪门学科，都必须达到一个境界，不仅要对书本有所了解，更要对整个学科背后的精神有所了解，只有这样，能算是登堂入室了。

　　5个星期环游美国

　　1945年，我去了美国并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在那里，我认识了两位要好的校友。我们在西方看到了许多美好的景致，于是每人出资330美元，买了一辆旧汽车。在1947年夏天，花了5个星期时间，在美国西部环游一圈。

　　当年的我们有种敢于闯荡的精神，在出游过程中引发了许多惊险的故事，下次我来新疆大学再给大家讲。

　　偶遇首位夫人杜致礼

　　1949年夏天，我搬去了普林斯顿，原本计划一年后就回芝加哥的我，在那里见到了我的第一位夫人杜致礼。

　　那是1949年的圣诞节前后，我在一个很小的中国饭店里用餐，偶遇杜致礼。后来，杜致礼在我返回芝加哥还是留在普林斯顿的决定上，起了重大的作用。当年如果我回芝加哥的话，与她拍拖的可能性就不大了。

　　1950年，我和杜致礼结婚，1951年有了第一个孩子。

　　思维最集中的17年

　　我在普林斯顿的17年，是我一生中做研究工作最成功的阶段。

　　经常有朋友问我，与那个时候相比，现在的我有什么区别。我觉得现在的我不如以前持久。我现在考虑一个问题，有可能在5至10分钟之后，就会想着去做一些诸如喝杯水或是站起来拉拉窗帘的事情。其实，集中精力想一件事情是很累的，和做运动久了会累还不是一回事。年纪对一个人的思维有很重大的影响。

　　决定走出象牙塔

　　所有学术界的人都认为普林斯顿是世界上最成功的象牙塔。当年，我离开那里也是下了一番决心的。

　　1966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石溪邀请我前去任教，我与夫人商量良久，我们认为象牙塔自然是一个让人留恋的地方，但是世界很大，不只有象牙塔。帮助一个学校成长，使得这个学校在世界学术研究圈里占一席之地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们决定接受石溪的邀请，后来我们在那里一呆就是33年。

　　曾被台湾称为“洋匪”

　　1971年是我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那时我感觉到中美完全冻结的关系开始有了一些解冻的迹象。于是当年夏天就回到了中国，周总理亲切接见了我，这对于我来说是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

　　由于我回了大陆，台湾政府对我很不满意，称我为“洋匪”。不过，从1986年开始，蒋经国对整个国际形势有了更多的认识，便邀我去台湾，于是上世纪90年代我又去了台湾，后来我也常去台湾。

　　80岁的我非常幸运

　　有人说，人生就像一部七幕剧，最后一幕是：重新回到幼年，没有牙齿、没有眼睛、没有味觉，任何东西都没有。我非常幸运，在我80岁的时候，还有牙齿、眼睛和味觉……

　　2003年，夫人杜致礼去世之后，我搬回北京，在清华高等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工作，这是我最后努力的事业了。

　　英国一位大诗人曾说过：我的起点就是我的终点，我的终点就是我的起点，我们不应该停止寻索，寻索的终点就是我们的起点。

　　去年12月24日，我和翁帆登记结婚。结婚后，她仍然在读书，现在，她在帮助我出版我的文集，下次来我可以把文集送给新疆大学 。

　　（来源：新疆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