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仇恨：沦陷区里的奴化教育

　　讲述人

　　陈佩文

　　1930年农历7月　生于辽宁省盖州县石硼山村

　　1937年3月至1945年6月　在镇高级小学上学

　　1945年6月至1946年10月　在家务农

　　1946年10月至1953年8月　在长春读中学、高中

　　1956年　毕业于哈尔滨外语学院，后在西安机器制造学校任俄语教员

　　1963年　在核工业西北地质局系统任秘书

　　1991年　退休

　　抗战小知识

　　伪满洲国

　　1931年11月，为在中国东北建立傀儡政权，日本侵略者把已被废黜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从天津秘密接到东北。1932年3月，在吉林长春建立伪满洲国，溥仪任“执政”。1934年3月，伪满洲国更名为伪满洲帝国，溥仪改称“皇帝”，年号“康德”。伪满洲国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傀儡政权。1945年，随着日本战败投降，伪满洲国覆灭。

　　杀戮、鞭笞、压榨……儿时在沦陷区的苦难经历如梦魇般侵蚀75岁的陈佩文老人的大脑。日寇这两个字，像刀一样戳进他的心窝，喷出来的不是血，而是黑色的仇恨。

　　“14年啊！14年来我都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啊！”他想起日本侵略者对他的精神戕害，这个干瘦的老人睚眦欲裂。

　　自从1931年侵华后，日军在沦陷区推行“愚民”政策和“奴化教育”，企图毁灭中华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于是，法西斯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满亲善”和“武士道精神”成了学校教育的毒瘤。

　　但沦陷区的人民没有向日本侵略者低头，“奴化教育”非但没“愚”倒孩子们，反而激起了他们朴素的爱国主义情结，由此迎来抗战胜利的曙光。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栃木县大田原市教育委员会13日上午决定，采用‘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撰、扶桑社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作为中学历史教科书……”

　　2005年7月14日一大早，西安市西影路陕西省核工业地质局家属院，75岁的陈佩文老人照常翻开当日报纸，开始自己每天的“必修课”，一行和日本有关的新闻赫然入目，刺激了他的脑神经。日本地方教委决定采用歪曲侵华历史真相的教科书来愚化下一代，这种手段让陈老血压陡升，险些气晕过去。

　　当日，这则消息掀起的轩然大波瞬间漫及整个东亚。所有爱好和平的仁人志士对日本右翼势力粉饰日本战争时暴行进行口诛笔伐。那一天，整个东亚为之愤怒；那一天，陈佩文心中波澜再起……

　　沦陷区的人们　忍辱受欺命运多舛

　　陈佩文自1997年起双耳失聪，8年来一直生活在无声世界里，因此我们之间的“交谈”颇为艰难。以笔代口，记者向他频频发“问”，也许是老人干过文秘工作，思维异常清晰……

　　辽宁省盖州市熊岳城西南十五公里的石硼山村，陈佩文的家乡，在他的描述中，那曾是个美丽的地方。“多美的黑土地啊！可就在我出生的第二年，这里落入日本鬼子的魔爪，我们沦为他们的奴隶，开始了暗无天日的生活。”

　　1931年9月18日，东北人民心中永远的痛，从那天起，东三省开始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践踏和蹂躏。铁蹄所到之处，如黑云压境，涂炭生灵，掠尽家财。陈佩文的家乡未能幸免，襁褓中的他被母亲抱着东躲西藏，侥幸逃过一劫，而当时发生的一切惨况，是他长大之后听母亲含泪讲述的。

　　“那一天，村里突然来了一小股鬼子兵，有七八个人，那是母亲头一回见到日本人。这些家伙见了鸡鸭就抢，见了粮食就掠，见了女人更是兽性大发。当时，村里四五个没来得及逃走的妇女被鬼子轮番糟蹋了，若不是母亲抱着我藏进后山，也难逃这些禽兽的暴行。等日本兵扫荡走后，村庄已变成一片火海。最可怜的是，一位宋姓农民的妻子，在被蹂躏后惨遭杀害，尸体已被大火烧焦。她的丈夫领着六岁的娃娃，跪在亡妻身边，抱尸痛哭，几度昏死过去。”

　　有了这次血的教训，村长索性把妇女儿童组织起来，轮流在村头、后山放哨。从陈佩文记事起，一有鬼子来，“哐，哐”的锣声就是信号，妇女儿童黑压压一片往山里跑，村里只留些老人斡旋、招待。好酒好肉伺候，临走再送一些水果、花生什么的。“日本人觉着奇怪，为啥每次来你们都敲锣，村长违心地说‘当然是欢迎’。那年头，大家只得忍辱负重，谁心里不恨鬼子！”

　　明目张胆的胡来虽有所收敛，但日本鬼子岂肯就此罢休！沦陷区的女人，每年都要被抓走一批充当“慰安妇”。她们大多是十六七岁的女孩，除非出嫁或上学，否则难逃虎口。不少女孩子为逃避此劫，匆匆加入满洲国专为女人开办的“道德会”。“当时这个组织属日本人操控，每个城市都有，是躲避被抓的‘避难所’。但门槛很高，要塞很多钱，就这还有源源不断的父母倾家荡产也要把娃送进去，这也成了日本人变相剥削中国人的卑劣手段。”

　　沦陷区女人命苦，沦陷区的男人也成了日本鬼子的牛马。

　　陈佩文的三伯父和大堂兄被抓去当劳工，二堂兄被抓去当了兵。那时候，辽宁南部的劳工大多数被发配到渤海湾一带日寇成立的所谓“开拓团”改造盐碱地。由于长期蜗居在又潮又湿的窝棚里，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吃的是掺了橡子面的玉米面窝头，喝的是发馊的咸菜汤，很多人害了痢疾和风湿病。而日本兵根本不把劳工当人看，病人只能活活等死。

　　三伯父在“开拓团”里赶大车，结果得了痢疾，病得奄奄一息，被日本鬼子扔到郊野等死。好心人救了后连夜将其送回村，经过半年多调养和治疗侥幸捡回一条命。大堂兄冒死逃出来后到长春火车站当了搬运工。二堂兄被押到沈阳当兵，直到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才扒货运火车回家。“谁料这趟车在村子那站不停，二堂兄回家心切，在火车减速时跳车皮，结果摔成重伤，不到一年就去世了……”陈佩文凝望着发白的墙壁，眼睛不眨一下，下眼睑的眼袋跳动剧烈，让人有些心悸。

　　“那您的父亲呢？”记者试探地问道。

　　“我父亲陈广庆是个文化人，曾在吉林省兆南县电话局任业务副局长。‘九一八’之后，他为了不给日本人做事，沿路逃回了老家。从兆南县到石硼山村有一千多里地，兵荒马乱的年代，父亲走了十几天才回来。回来时，父亲衣衫破烂，头发胡子老长，人黑瘦得像个乞丐，我们全家人抱头痛哭。后来到了1942年，日伪军又逼父亲当村长，父亲有骨气，抵死不从，离家逃亡三年，抗战胜利后才终于和我们团聚。”

　　沦陷区的生活　吃橡子面　穿“坑人布”

　　由于村里的青壮年被日本鬼子抓走当兵、当劳工，东北农村只剩下妇女、老人和儿童，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造成田地荒芜，农业产量逐年递减。“没有劳动力，我们小孩也得下地，我六岁就在田里干活了，插秧、浇粪，样样干。”

　　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的前些年，农民是按土地亩数上交粮食的。1942年后，他们变得疯狂起来，每到秋收，就派出大量鬼子兵和伪军到各村的打谷场抢夺粮食，到农民家翻

　　箱倒柜，有多少搜刮多少。

　　“敢吃大米饭，就算经济犯”，这在当时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谁家要敢私藏大米，就会落个“反满抗日”的罪名，陈佩文就曾亲眼见识了日本兵的穷凶极恶。

　　那是1939年春，九岁的陈佩文放学回家，村南的二大娘家来了一伙日本兵。“我挤在人群前头，二大娘被两个人押着，旁边是日本宪兵队小队长，四十来岁，矮个子，瘦长脸，凶巴巴的，身边带着个翻译。”

　　这场审讯起因于在她家粮柜中搜出的几粒大米，“大米的，拿出来！死啦死啦的……”小队长哇啦哇啦地大叫，二大娘吓得脸色惨白，这几粒米“来历不明”，她一时也百口莫辩。“这米不知是哪一年留下的，皇军啊，我家里确实没有米啊！”

　　日本兵屋里屋外搜了个遍确实没找到，可小队长硬是不信，威胁老人，“大米的拿出来！八格呀鲁，良心大大的坏！”二大娘赶紧哀求翻译帮忙说情，“行行好，咱们都是中国人，讲讲情面吧！”谁知，此言一出，竟招来翻译一记耳光，“老混蛋！什么中国人？”二大娘立马改口，“哦，哦，是满洲国人！”当时，小小年纪的陈佩文全看在眼里，他气得想向前冲，却被一个老乡一把揪回，捂住了嘴。“看到这情形，乡亲们气上心头，但慑于日军淫威，也只能敢怒不敢言。”

　　没有粮食吃，村民只能靠橡子面充饥。“把橡树果子磨成面，和玉米面搀和到一起，做成窝头。那东西苦得厉害，喂猪猪都不吃，小孩吃了胀肚拉不下来，大人得用树棍子抠！有啥办法呢？树皮草根都快被吃完了，日本人要是再晚一些投降，指不定会饿死多少人！”陈佩文怒不可遏，腾地从沙发上弹起来，手在空中有力地挥动，一时失语。

　　吃，没得吃；穿，也没得穿。日本鬼子对棉花、布匹控制得很严，凡是种棉花的农户都得全部上交。“那么老百姓穿什么呢？就是用破棉絮和破衣服纺出来的布，美其名曰‘更生布’。因为这种黑心布穿不了多久就破了，我们都叫它‘坑人布’！”

　　富饶的东北，被日本侵略者摧残得千疮百孔。陈佩文每天上学都要沿铁路走两三里，眼看着煤炭、铝、铁、粮食、布匹等矿产物资，整车皮地往南拉，那种心疼无法形容，“那可都是我们东北的资源啊！小日本吃饱穿暖了，我们却落得饿殍遍野……恨啊！彻骨的恨！”

　　沦陷区的教育　“奴化教育”精神毒害

　　说到“奴化教育”，陈佩文更是气愤得不能自持。“我是中———国———人！”老人运足底气，竭力吼出这几个字，虽然自己听不见，仍感到畅快淋漓。曾几何时，这三个字在他脑中是一片陌生，“14年啊！14年来我都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啊！”陈佩文深感惭愧，想起日本侵略者对他的精神戕害，这个干瘦的老人睚眦欲裂。

　　日军在侵华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要达到完全征服中国的目的，就必须使中国人成为“愚民”，因此，毁灭中华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推行日本法西斯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满亲善”和“武士道精神”成了学校教育的毒瘤。

　　“当时的课程有算术、语文、历史，还有日语。除了教日语的老师是日本人，其余的都是被役使的中国人。历史课本中生生割断中国历史，只讲清朝史和日本史，讲‘日满亲善’，说我们是满洲国人。小学四年级以后还开设童子军课，宣扬日本‘武士道精神’，怎样视死如归，怎样对天皇效忠，我没少挨‘二鬼子’的打。”陈佩文说的是一位替日本人卖命的教官，当时东北人管他们叫“二鬼子”，“咳，那个人凶得很！满口日语，完全军事化教育，动不动就用教棍抽我，腿都快被打折了！”

　　那时候，陈佩文家贫，买不起上童子军课穿的军服和裹腿，只有忍气吞声。一到卧倒训练，“二鬼子”就拿上课用的“建国杖”狠命抽陈佩文的腿肚子。三番五次遭受老师的体罚，孩子的腿已经不成了样子。母亲看着心疼，弄了两条一米长的白布，不知用什么叶子染成了黄绿色，“娃呀，上课时裹上，咱就不会被打了……”陈佩文想起母亲的话来，心酸难耐，“哪有那么简单，我们这帮孩子在他们眼里如同草芥，稍有不如意，照打不误！”

　　每天早晨用日语背诵《国民训》，向日本天皇三鞠躬，吃饭前再三鞠躬，升“国旗”、唱“国歌”、向“皇宫”遥拜，课间做“建国操”等一系列“奴化教育”让陈佩文烦不胜烦，“学生们都有叛逆情绪，越来越痛恨和怀疑这种教育。虽然长辈不敢告诉我们被蒙蔽的实情，但孩子们灵性着呢，决不会被日本人牵着鼻子走！”

　　沦陷区的孩子　爱国情结与日俱增

　　“逮兔子”的经历就充分印证了娃娃们的觉悟。

　　1943年冬，陈佩文已是许家屯镇高级小学五年级的学生。那年第一场大雪后，校长发号施令，“明天早上每人带一根棍子，早点到校集合，我们要上山围捕野兔犒劳皇军！”第二天一早，全校三年级以上的同学，300多人进山逮兔子。“我和好朋友陈富文、陈郁文一组，谁都不想打到兔子孝敬小日本。我们索性在灌木中东奔西跑，大声嚷嚷，专门给兔子‘报信儿’。可到该到交‘货’的时候了，心里害了急：没逮到兔子怎么给校长交差呢？”陈佩文的话戛然而止。

　　“是啊，不怕校长体罚吗？”记者也不由地揪心。

　　“哈哈，你不知道，300多人的阵容，最后只逮了一只兔子！为啥？谁都不想给小日本效命，大家真是心照不宣啊！”陈佩文拍着腿，大笑，“真是大快人心！校长也有气没处撒，最后不了了之喽！”

　　“奴化教育”非但没“愚”倒孩子们，反而激起了他们朴素的爱国主义情结。1943年以后，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日语课也逐渐衰落，“‘日本话，不用学，再过几年用不着’，我们暗地里流传这句顺口溜。”

　　1945年8月的一天，陈佩文正上童子军课，两架美军的B29轰炸机拖着两道白线，从操场上方掠过，教官见状大惊，招呼学生往后山的防空洞里躲。“我们才不怕呢，高兴地窃窃私语，‘美国飞机来了，日本快完蛋了！’果不其然，没过几天小日本就晾了白旗！”陈佩文喜极而泣，“我们……我们终于自由了！”

　　自由，曾经是陈佩文的奢望，14年的奴役生活，压得人快要窒息。那么多亲人撒手人寰，自己也险些被打死饿死，但沦陷区的人民没有向日本侵略者低头，“中国人是不会轻言屈服的！”老人豪情万丈，让我们听得振奋。

　　“一个多月啦，老人每天第一眼就是你们的抗战报道，爱看！常常激动得无法入睡！”儿媳告诉我们。在老人卧室的一角，按日期排序的《华商报》摞得像小山一样，“我每期都看，那些故事感动人啊！……现在不记录下这些老兵的抗日事迹，以后机会就更少了……一定不敢让这段历史石沉大海啊！”老人再三叮咛，不停地念叨。

　　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东北人民成了阶下囚。苦难的日子不堪回首，辛酸的泪水止不住流。亡国奴的滋味真不好受，像没娘的孩子，像菜墩上的肉。任人打骂没自由，任人宰割鲜血流。多少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多少人沦为苦役，日夜不休……

　　这则小诗，连同厚厚的文稿就“躺”在书桌上。前些日子，陈佩文老人开始着手整理心情。多少年来，这些往事就瑟缩在他的心灵一隅，一旦被激起，久久无法平静。老人说，他决定将自己的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不需要渲染，只为把真相留给后人：以史为鉴，勿忘国耻！本报记者　陈樱

　　背景资料

　　日伪政权的“奴化教育”

　　日本侵华期间，日伪多次颁布双好教育宗旨。这充分说明，日伪办学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将“日中亲善”、“反共防共”、“共谋东亚和平”、“抗日是害国”、“亲日才是爱国”等彻头彻尾的汉奸思想，灌输到纯洁儿童青年们的脑子里去，使他们没有祖国观念，没有中华民族意识，更进而消灭他们的复仇心理，一切听从日伪政权的摆布，企图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野心。

　　日伪对沦陷区青少年的“奴化教育”是多方面的，为彻底清除青少年的国家民族观念，日伪学校里还经常请日军头目去训话。每到日本人训话时，或是遇到日本天皇生日之类的所谓节日，都要强迫学生喊“大日本万岁”、“天皇陛下万岁”等口号。日寇还把日本的“天长节”强加给沦陷区青少年，规定那天为例假日，强迫学生列队去观看寇军的“战果”和军事示威游行。伪校里音乐课教唱的歌，也都是些赞美日军胜利的《大东亚进行曲》之类的法西斯歌曲和《支那之夜》等靡靡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