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会成北京精英新宠 先后涌现14家非公基金会

　　14家非公募基金会在北京的迅速涌现，是北京公益事业走向高峰的一种表现，这些基金会不仅有企业在背后提供财力支撑，而且这些基金会的领袖受过高等教育，是推动北京公益事业兴起的一股重要的新生力量。

　　- 本所记者 张华侨

　　让我去做而不为赏赐

　　“让我去爱而不为感戴；让我去做而不为赏赐；让我尽力而不纪念；让我受苦而不为关注。”这是北京光华慈善基金会向外界展现的一种理想。

　　设立于2005年4月7日的光华慈善基金，是新条例出台后北京14家基金会中，公益项目开展得比较有影响力的一家。8月11日光华基金会的项目经理于秀红，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现任光华控股公司董事长的邵明路，在“文革”时期曾经作为知识青年下放到延安市延长县10多年。当他在北京进一步扩大光华公司的实力，以有产者的形象再次出现在延安延长县的乡村时，他发现虽然过去了20多年，但当地的农民还是在黄土地上维持最低温饱的小农耕种、并过着靠天吃饭的生活，而大自然却没有让他们摆脱贫困。尤其是延长县乡村教育落后的状况几乎没有改变。

　　作为一个曾经融入他人生旅程一部分的贫困乡村，邵明路感到自己有责任为当地捐款建学校，以给这些孩子接受教育的良好场所。考察了几次以后，1998年他投资1200万元在延长县交口镇，修建了一所占地45亩、能容纳18个教学班以及学生宿舍的光华中学，并且每年还为光华中学提供大约50万元的办学及学校维修费用。

　　由于有了邵路明从外界向这个处于深山包围的交口镇输送了教育资源，使在交口镇光华中学读书的学生，其中有数十名得以实现从山区走进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高校的梦想，而改变了他们世代务农又摆脱不了贫困的命运。

　　光华中学修建起来以后，邵明路感到搞教育扶贫不是一次捐款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亲历亲为、尽其所能，长期关注和支持它发展。因为延长县乡村教育的落后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必须从多个方面给它配置资源。

　　有了这种长远的考虑，邵明路还在延长的乡村盖了18所小学，并成立了光华教育管理中心，由北京优秀教师范淑娟担任中心主任。持续的捐款使邵明路在延安地区累计办学的经费达到了2000多万元。

　　除帮助贫困地区的孩子接受教育以外，国内发生非典后光华捐助了100多万元，东南亚发生海啸后他还捐款30万元。基金会管理新条例出台后，光华还搞了创业培训，一个国际志愿组织于2003年在云南福贡县启动了孤儿关爱收养公益项目，他们为25个经济贫困、生活非常艰难的家庭收养了41名孤儿。为使这些孤儿拥一个充满安全、友爱、健康的环境，经过几次考察后，光华为云南福贡县孤儿关爱项目提供了资助，使251人从项目中受益；并将持续扩大受益人群，重点在云南、贵州、四川等地。

　　随着资助规模的扩大，光华感到需要有一个基金会来专门从事慈善，以更多、更有效地捐助贫困的人群。新条例出台光华申请设立基金会时，曾找到北京教委当自己的业务主管单位，但教委有关官员感到光华捐助的学校和北京没有什么关系而拒绝。后来北京社会团体管理处的薛殿文处长，考虑到光华以扶贫并推动落后地区的教育为宗旨，便建议光华以慈善冠名让北京民政局成为业务主管。

　　财富精英加入公益事业

　　除光华慈善基金会以企业出资发起以外，北京新设立的14家基金会中，还有6家来自企业带头发起。引人注目的是2004年经济学家董辅到美国就医不幸去世后，他的学生、任泰康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的陈东升，中国国际期货公司董事长田源，以及毛振华、华生、关敬如等一批精英分子，迅速发起设立了董辅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这批学生不仅受过高等教育、大部分具有博士学位，而且在企业担任负责人处于社会上层。

　　任理事长的关敬如说，设立基金会的宗旨一方面是继承董辅在经济研究上的思想，另一方面在中国经济持续的繁荣中，资助对中国经济理论研究作出贡献的学者，以推动中国经济研究走向创新，成立基金会后就举行了“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研讨会并提交了主题报告。

　　以房地产起家的潘石屹，在新条例出台后设立了北京SOHO中国城市文化基金会。据北京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办公室基金处的薛殿文介绍，潘石屹感到国内有些城市的文化，比西方有些国家要深远得多，但近几年随着城市化的扩张和房屋的拆迁，导致城市的文化遗产走向了消失，而西方国家却对城市的文化遗产非常用心地加以保护，由此他设立基金会想推动国内城市文化的兴起。

　　于若木慈善基金会为中共元老李德生的儿子李和平等人发起设立，他们原想以贺龙元帅的名字为基金会的名称，并且找到他的子女进行了商谈，但考虑到有关规定不允许以国家领导人的名字冠名，最后李和平找到了陈云的夫人于若木，想以她的名字为基金会的名称。

　　任理事长的李和平说，于若木对艾兹病、希望小学等公益事业很关注。刚开始于若木不同意以她的名字冠名，但她看到设立基金会以扶贫、救济为宗旨，也就欣然同意并任基金会名誉理事长。

　　李和平还对记者说，于若木慈善基金会主要以在当年为中国解放事业做出贡献的老区进行扶贫、改变落后的教育条件，资助贫困的孩子上学等为目标。

　　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的农发扶贫基金会，原来就在河北、河南等地一些县为农民提供小额信贷，现任理事长张保民说，由于过去没有合法的身份从事小额信贷，而受到人民银行的限制，设立基金会后更有利于农发基金会在中国农村开展扶贫项目。

　　14家基金会中有4家，以资助医学研究、奖励优秀医科人才为服务宗旨，其中，在脑外科动手术上享有“第一刀”声誉的王忠诚，在天坛医院的支持下以个人的名字，发起设立了北京王忠诚医学基金会，设立的宗旨是想培养脑外科方面的人才。

　　在首都医科大学任教授、并在肿瘤治疗上具有很高威望的储大同，发起设立了希思科临床肿瘤学研究基金会，他想资助在肿瘤研究以及临床医学上有突出贡献的人才。

　　创办了惠兰民营医院的一个老板，也发起设立了基金会，其宗旨是给因家庭经济贫困而无钱治病的人提供资助。惠兰曾想让北京卫生局为主管单位，但对方没有答应。薛殿文建议惠兰找朝阳卫生局向市卫生局说服，还是没有实现，最后惠兰找到北京科协才实现了有主管单位的愿望。而被北京社会团体管理处批准设立的国际高尔夫发展基金会，由一批私营企业发起，开了中国以公益活动走向高消耗的先河。

　　一股重要的新生力量

　　对于新条例出台一年多后，北京为何能迅速涌现14家非公募基金会的原因，8月10日北京社会团体管理办公室基金处的薛殿文处长对记者说，这与北京有充足的公益资源有关，而且他们采取以网上办公来审核设立基金会人员送来的材料，发现有问题及时修改后再通知对方，直到手续完备才通知人过来办理登记，只要一次并在一个月以内就能将申请批复。这种网上办公的高效率，不仅节省了申请人的时间，也是推动北京迅速涌现基金会的一个原因。

　　尽管新条例出台后，来北京社会团体管理基金处咨询设立基金会的人很多，但薛殿文认为在北京申请设立基金会，仍然存在着找主管单位的困难，原因是条例并没有强行规定行政机构要成为基金会的业务主管单位，这种制度使他们怀有宁可少一事也不想找麻烦的心理。

　　但薛殿文还是认为，14家基金会是新条例出台后，北京迈向公益事业的一个高峰，而且14家全部为非公募基金会。他们仍以教育、扶贫等慈善公益事业居多。

　　尤其是大部分非公募基金会为企业发起设立，如北京光华慈善基金、北京SOHO中国城市文化基金会、北京华夏慈善基金会等，这些基金会不仅拥有企业在背后提供财力支撑，而且这些基金会的领袖受过高等教育，是推动北京公益事业兴起的一股重要的新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