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战之：共赴国难 民族企业迁陕创业

　　“环视西北半壁，纱厂寥寥无几家，无论前方将士，无论后方居民，均有赖吾等接济。”

　　“在这紧急时刻，多一分生产，就多一分国力。”

　　到大后方去！那是山河破碎的年代，一批民族工商业者满怀爱国热情，与全国人民

一起共赴国难，踏上了轰轰烈烈的内迁之路。山道上的驴车，江河上的木船，可能就掩藏着那在敌人赶到之前拆卸下的机器……作为大后方的陕西，也接纳了来自沦陷区的多家民族企业。著名的荣氏企业也内迁宝鸡，并开创“窑洞纱厂”这一奇迹，顶着敌人的炮火坚持生产，有力地支持了抗战。

　　抗战期间的企业内迁

　　在日军占领上海，向南京推进时，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继续抗战。到11月底，政府的大部分机关迁至重庆，一部分迁至武汉、长沙，重庆成为战时首都。同时，东部的大批工厂企业纷纷西迁。中国工业战前大多集中在东南沿海以及沿江地区，这些地区大中城市的部分工厂、企业、设备和技术人员在沦陷前紧急内迁。

　　这次工厂企业内迁，历时三年，“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内迁的工厂达1500余家，工人10万多人”。内迁工厂给西部工业的发展以巨大推动力，不但结束了“西南及西北几无现代工业可言”的历史，而且给内地发展工业提供了技术力量和部分设备，推动了后方工业的发展。

　　1935年11月27日，西安。这是一个普通的冬日。这天的《西京日报》一版刊出了一则竖条的招聘女工的广告。登广告的是武汉的大兴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此前，这家著名的民族纺织企业已经选中了在西安火车站铁道以北的郭家屹台周边数百亩地，大兴土木，建造后来赫赫有名的西安大华纱厂。在工业还十分落后、几乎没有什么大企业的西安，那高耸的烟囱、铁皮的工厂大门，都让人们感到陌生而好奇。

　　大兴在陕西兴办分厂是有先见之明的。仅在两年之后，中国的工业重镇上海就落入了日寇手中，集中密布于沿海一带的中国企业开始了艰难的内迁之路。大华纱厂和这些内迁企业一起，经受了日寇的轰炸，在炮火中坚持生产，谱写了抗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悲壮的一页。

　　为避战火　荣氏企业迁宝鸡创业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原本贫弱的中国工商业雪上加霜。

　　近代中国的工商业发展十分落后。抗战爆发时，中国的工商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各城市。根据1937年国民政府实业部的统计，当时全国已登记工厂3849家，集中在沿海地区的超过了3300家。而作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登记的工厂有1297家，工人有11万多人，占全国总数的31%以上。

　　“七七”事变后，日军叫嚣3个月灭亡中国。7月底，北平、天津即告失守。鉴于形势的紧迫，一些爱国人士为避免工厂遭受日寇掠夺，纷纷呼吁政府将沿海的工厂迁往内地。随着战局恶化，沿海企业内迁的建议也被当局采纳，以陕西为主的西北大后方和以四川为主的西南大后方成为内迁的方向。多数企业都愿内迁西部，共赴国难。

　　日军行动迅速，很快就向上海发起全面进攻。敌人的炮火使内迁任务极为艰巨，但广大工人和民族工商业者在爱国热情的驱使下，冒着生命危险，只为力争多运走一吨机件，一台设备，不要让它们留给日本人！

　　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无锡一带，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已是无人不晓的“面粉大王”、“纺织大王”，由他们创办的荣氏企业已经成为上海最大的民族工商企业之一。

　　荣氏企业主要集中在上海、无锡两地，淞沪会战中，闸北与沪东一带为交战双方的主要区域，申新的几个工厂损失都非常惨重，申新五厂、六厂、七厂，或被炸毁，或被日军劫掠毁坏机器。地处战区的申新一厂和八厂在轰炸中，一次死伤430多名职工……短短几个月中，荣氏企业所拥有的21家面粉厂、棉纱厂中，在汉口和上海租界的除外，有14家被日军毁损，三分之二毁于战火。

　　1939年，武汉也开始遭受日军的飞机袭扰。战局日趋恶化，国民政府决心在武汉实行“焦土政策”，严令武汉各厂限期内迁，否则一律炸毁。此时，荣德生的女婿李国伟主持着汉口的荣氏企业。李国伟才学过人，富有远见，力主荣氏企业内迁，但遭到股东们反对，后因政府勒令必须内迁，李国伟才得以展开他的西部创业宏图，并把目光投向了位于三秦腹地的宝鸡。

　　李国伟决定在地处西北、相对荒僻的宝鸡创建另一方天地，此举也开创了宝鸡成为工业城市的历史先声。随着荣氏企业的迁入，沦陷区有17家民族企业内迁宝鸡，与此同时，中国工业合作运动也在宝鸡蓬勃兴起。一个城市的命运就这样被悄然改变了。

　　不惧轰炸　窑洞纱厂创抗战奇迹

　　1939年4月起，申新四厂———宝鸡厂在李国伟的主持下，在荒僻的土地上展开了筹建工作。

　　当初考察地形后，李国伟就萌生了在陈仓峪下开山挖洞、建筑地下工厂的想法。1939年10月，西安大华纱厂遭遇日本轰炸，纱机全毁，李国伟建筑窑洞工厂的设想更坚决了。但上海的大股东们不支持他，提议：“开掘窑洞耗款费时，不若就平地上因陋就简建造临时厂房。”

　　李国伟的设想得到了在宝鸡“工合”工作的美国人路易·艾黎等人的支持。在李国伟的坚持下，1940年1月，窑洞工程开工了。然而，开挖窑洞并不简单。最初挖了7个洞，有时遇到古墓群，有时遇到地下水，造成几个洞子同时坍塌，但及时砌了砖圈的洞子则完好无损，厂方因此规定了随挖随砌砖圈的方法，终于减少了塌方。

　　工程进展缓慢，李国伟忧心如焚。1940年12月24日，在一次厂务会议上，李国伟要求大家尽快完成建厂任务，并慷慨陈辞：“在这紧急时刻，多一分生产，就多一分国力”。“环视西北半壁，纱厂寥寥无几家，无论前方将士，无论后方居民，均有赖吾等接济。所以我们应从速完成建厂任务，努力增加生产。”

　　1941年2月，窑洞工厂全部竣工了。全厂共有窑洞24个，长度在60米以上的有7个，最长的有110米，中间有6个横洞穿过，窑洞全长有3里半的路程，面积有5000多平方米，建成后，纺织设备的70%%都安装在这里。

　　4月19日，窑洞工厂正式运转了。轰鸣的机器声驱走了荒原的寂寞，也开创了中国抗战期间的一个奇迹：像申新纺织厂这样用以安装万锭纱机进行生产的窑洞车间，在中国此前闻所未闻。抗战期间，著名作家林语堂来宝鸡参观后，曾在《枕戈待旦》一书中写道：“窑洞纱厂是我所见到的中国抗战时期最伟大的奇迹之一，有力地支持了抗战。”

　　自办发电　申新建立工业生命线

　　申新选择的斗鸡台厂址，位于今天的宝鸡市东边金台区，背靠一片广阔的土塬。申新厂呈请县政府批准购买后，就请县政府出面圈地。

　　圈地中，还引起不小的风波。世代居住在这里的几百户农民不愿意离开。不识字的村民请教员写了状子，去请求父母官做主，向申新厂方交涉，申新请出当地士绅向农民晓以大义，劝大家改变态度。经过多次讨价还价，申新如愿以偿，从1938年8月到12月，共购买土地约400亩。此后，扩建中还多次买地。厂子初建时，动力问题成了最大的难题。

　　当时，陕西全省只有一个西京发电厂，1940年1月1日正式“发光”，发电能力只有2200千瓦，只能供西安市部分照明，该厂不久在宝鸡、汉中设立了分厂，但宝鸡分厂的设备只是一部75马力的柴油机，供宝鸡县城几家机关和少数几盏路灯照明，供电时的电灯光也像荧光星火一样。

　　当时的工厂都是自行发电，中型厂用蒸汽发动机，小厂子都用木炭机。申新决定自办发电。申新从陕西省农本局棉业改进所借到了一部木炭机，又买到一台75马力蒸汽机和锅炉，搜寻到的旧汽车引擎有大小12台。利用这些简陋的设备，申新的工程师自己做实验，1939年夏天，一台75马力的蒸汽机被驱动起来了。

　　发电机后发展为宝鸡最大的原动力，不但成为申新惟一的生命线，也是西北工业的生命线。

　　地下生产　被炸窑洞内机器轰鸣

　　1938年4月开始,日寇飞机不断轰炸宝鸡,到1939年轰炸次数更加频繁。1940年7月,日寇对后方轰炸升级，重庆申新两次遭到空袭，厂房震塌，全部停工。宝鸡申新纱厂决定成立新的防护团，以便万一遭到轰炸时进行抢救。

　　防护团成立不到10天，日寇的飞机就来了。

　　1940年8月31日上午10时，敌机36架轰炸宝鸡，投下燃烧弹百余枚，一部分落在申新厂周围，厂内中弹20余枚，厂区顿时陷入一片火海中。

　　警报声阵阵，蒋叔澄等两位厂长带领防护团全体成员，冒险抢救，当时地下水管被炸坏，他们就用沙土等扑灭了大火。

　　因为防卫工作很好，大部分设备都在窑洞中，这次轰炸只造成承包工程的1名建筑公司工人死亡，4名警卫受伤，其他员工安然无恙，只是经济损失很大。

　　此时，陕西驻有大量国民党军队，申新厂后塬上就驻有国民党军队的高射炮队，申新每月还要为这个炮队交数百元“津贴”，但他们却不保卫工厂，因为上级命令不许开炮，这样，敌人的飞机任意飞行，如入无人之境。

　　轰炸没有让人们屈服，反而更激起人们的斗志。解除警报后，申新厂就立即开工，以表示不为敌寇屈服的决心。

　　1941年5月22日，日寇一架飞机窜入申新厂的上空。1小时后，8架敌机列队进入申新上空，盘旋多次后，投下了40多枚炸弹，落到了申新厂内，炸毁房屋20多间，一部分面粉机被炸毁，烧毁棉花千余包。但日寇这次经过周密计划的轰炸却没有达到目的，坚固而隐蔽的窑洞车间和工厂安然无恙。

　　就这样，敌人的轰炸不仅没有使企业停止生产，在斗争中，申新纱厂还发展壮大，又建立了面粉厂、造纸厂等多家企业，其生产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强寇压境，岂容宴请，能简则简，可省则省。”这是李国伟要求禁绝铺张浪费时亲自发出的倡议。公约要求：“红白喜事送礼以20元为限”。1942年时，一瓶西凤酒价值法币13元，20元还买不到两瓶西凤酒。李国伟重申规定，还指出：“受礼同仁如无特殊原因，仅需略备茶点招待即可。”

　　敌寇轰炸　西安大华纱厂被迫停产

　　就在李国伟在宝鸡雄心勃勃，以窑洞工厂的优势，渡过一个个难关时，“前辈”大华纱厂(解放后公私合营为陕棉十一厂)却遭遇了不少劫难，日寇的3次敌机轰炸几乎使大华厂面临灭顶之灾。

　　大华和申新纱厂一样，生产着大量的军需民用物资，是抗战中后方重要的企业，厂里原本发展很好。有人回忆大华当时的车间状况：

　　“在织布分厂中，长河般的机器，都在有节奏中运转，噪声并不很大，工人胖胖的全是中少年女性。她们的两眼总是盯在产品上，对参观者全不理睬，在严肃中充满欢快。天花板下如小雨般的喷雾防尘设备，使构成职业病(矽肺)的棉絮全部水化坠地。由于没有尘雾，室内光线可见度高，又因到处湿润，所以给人以清新感。”

　　但这美好的生产生活，被日寇的飞机炸毁了！大华纱厂的厂志中记载了这段历史：

　　1939年10月11日午后1时许，日本侵略者12架飞机来袭，投炸弹及燃烧弹50余枚，致使纱厂被焚。烧毁棉花25000担，炸毁工人饭厅两幢，其他房屋60余间，炸死、炸伤工人40余人，被炸损失税局核定为2362196.57元。

　　1941年5月6日早晨8时许，遭受日本飞机轰炸，投弹20余枚，清花场被炸中，炸毁拆包机一部，工人食堂一幢，烧毁棉花3000余斤。

　　12月2日早晨6时许，日本飞机再次来袭，投燃烧弹4枚，再次造成百余万元的损失。

　　申新纱厂经过解放初期的公私合营等一系列变迁，60多年过去了，如今依然能找到当年的许多痕迹。可以想象得出，当年，在敌人飞机的轰炸下，在冬暖夏凉的窑洞中，那些风华正茂的年轻女工们，是如何谈笑风生，投入生产，让机器的轰鸣声向天空中的侵略者发出不屈的嘲笑。本报记者　江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