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让我们上不起学

　　本报记者殷宇晗柳小荷

　　交不起的高学费

　　2005年7月28日，全国高考2005年济南理科“

　　8月4日，贵州省某医院门前， “为女求学愿卖肾”的告示刺痛人心。这位卖肾的中年妇女是贵州省一个偏远山村 的农民，她的女儿张溪以615分的成绩考入中央民族大学，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张溪和母亲抱在一起以泪洗面。张溪 真的高兴不起来，8000多元的学费对每月仅靠200多元的低保金维持生活的母女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因高学费压力徘徊在大学门口的打破求学梦的不止张溪一个。

　　黑龙江省某乡的李伟，今年8月，当一纸录取通知书发到他家的时候，父亲低着头对他说：“儿子，咱们还是别念了 ，爸实在是拿不出这些钱来了。”李伟知道，为了让他们哥俩读完高中，高二的时候，父亲就已经卖掉了住了20多年的房子 ，还了以前欠下的债务，给他和弟弟交了学费，他们爷仨现在还住在爷爷的家里。看着作为一家支柱的父亲双目噙泪、满面羞 愧与无助的神情，李伟真正地感到了生活的残酷。

　　据统计，一个本科生4年最少要花费2.8万元，相当于贫困县一个农民35年的纯收入。“重费”之下，数以万计 的贫困家庭放弃了让子女凭借知识改变命运的梦想。

　　靠打工赚钱读完4年大学的河北籍农村学生李刚选择了考研。可昂贵的考研补习班费用、报名费、资料费让他无力应 付，加上读研收费风声渐大，迫于学费压力，李刚拨通了“月薪2-3万元的男公关”广告的电话。然而，李刚不但没赚到钱 反而被招聘公司骗走了2200元钱。当同学问起李刚知不知道月收入2—3万元的“男公关”都做些什么时，李刚低着头说 ，自己并不是想做不健康的事，只是学费的压力太大了。

　　不仅仅是高等教育“高费堪忧”，中小学教育收费一样是老百姓肩上的重担。

　　家住北京的李勇交纳了8万元的赞助费才使自己的孩子进入了某重点小学，月薪3000元的李勇粗算了一笔帐，不 将学费与其他杂费计算在内，仅赞助费一项，孩子上学的六年间每月就要花去他60％以上的收入。收费的初中、高中就像一 个个张开血盆大口的巨兽，需要大笔的金钱去填充。

　　从明年开始，研究生收费制度也将全面铺开。这让很多陷入求学困境的学子们不仅要问：是谁在剥夺我们受教育的权 利？

　　产业化之痛

　　从高等教育飞速上涨的学费中我们可以深切体会到教育产业化的力量。在教育产业化实施之前，1997年大学生的 平均学费只有800元，而仅在产业化实行短短几年，2000年已急速跃升到3550元，2001年又普遍上涨到500 0元左右，这还只是个基数。现在的大学，已经分为A、B、C三类。所谓的5000元左右的收费是针对一类本而言，二类 本要达到6000-7000元。三类本科每年的学费就要10000元。高等教育的学费呈几何级数增长，涨幅超过了中国 物价上涨的幅度，也大大超过了中国人均收入增长的幅度。

　　教育部有关领导说，相对于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目前中国高校的收费标准不能算太低。我国还有9亿农民，一个农 民光靠种粮食是很难负担起如此高学费的。而此前不久，该官员说，相对于培养成本，现在的高校收费不能说很高。

　　英国《观察家报》“教育政策研究所”最近公布的“全球高等教育排行榜”，学费开支最昂贵的国家日本一年费用换 算人民币为每人11万元。旅美学者薛涌算了一笔账：以人均GDP算，中国仅在1000美元上下，日本超过3.1万美元 ，是我们的31倍。其支付11万元仅相当于我国居民支付3550元。而我国现阶段大学费用支出，包含学费、住宿费等所 有开支平均每年在1万元以上。也就是说，从支付能力看，中国现阶段大学支出是世界最高的3倍以上。

　　魏威是某大学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2000级的学生，他所在的专业是以电视新闻为主要课程。然而，在四年多的求 学生涯里，他不仅没有摸过摄像机，接触过与电视媒体相关的器械，甚至对于电视新闻的理论都所知甚少，以至于在毕业后， 这个重点大学毕业的学生一直难以找到理想的工作。这并不是因为他不够勤奋，而是因为这所学校根本没有为其提供相关的课 程。

　　在教育产业化的背景下，学校就成了市场上的利益主体，为了追求排名以获取最大的利润，一些学校不从实际出发， 盲目扩招，导致师资力量严重不足，盲目追求“一流”、盲目追求“研究型”，丢掉了“教学为主”的根本任务。个别学校多 强调一些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把科研的地位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在他们心中，“教学”早已不再是主题。这直接导致了学生所 学的知识陈旧。适应社会的能力下降，有数据表示，去年，仅北京的大学生失业率就达到49％。

　　教育产业化不光是教育高收费的罪魁祸首，它背后更大的一只黑手直接导致了教育的不公平。

　　不久前，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在网上回答问题时表示，教育产业化违背了我们的办学宗旨和办学方针，直接违背了人 民群众的利益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原则。教育部是历来反对教育产业化的。教育产业化了，就毁掉了教育事业。此言一出， 立即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震荡。

　　其实，教育产业化，是几年前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一个观点。理由是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而产业化可以使教 育体系真正的发展壮大；并且在教育领域引入竞争机制。这些经济学家的初衷是要通过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来对教育体系 进行调节，使教育资源能够得到最为合理有效的利用。

　　始料不及的是当1999年教育产业化真正开始执行的时候，一些部门、地方政府、学校却将这一政策当作赚钱的绝 好机会，纷纷将其列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使产业化的初衷与结果大相径庭。

　　更为戏剧性的是，今年人大代表指出：财政部给教育部的拨款并没有花完，当初产业化是为弥补教育经费的不足，所 以学校每年向学生收取5000元左右的学费。可每年的财政经费又花不完，到底教育缺不缺经费？教育应不应该产业化？

　　由于教育是一种刚性需求，是百姓不可能回避的支出，所以，在产业化进行的短短数年，子女教育就成了中国家庭的 主要开支项目之一。沉重的学费负担使许多穷孩子上不起学，也进一步加大了本已很大的收入差距，产业化背景下所孳生的供 给垄断，却真正扼住了教育发展的喉咙。

　　拯救教育的关键在政府

　　“有教无类”是中国两千多年前的圣人孔子说过的一句名言，它用最简练的言语道出了教育的精髓——公平。而如今 ，我们看到这样的公平越来越难以实现。教育界专家楼春雨教授认为，教育本就不该产业化，因为产业化也就是不再认同教育 的这种福利性质，而是把它作为一种家庭和个人的

　　首先，中国的教育是国家所有，是事业单位，不是企业，产业化的基础在哪里？一边吃着皇粮，一边让他像个企业， 这不是很荒谬吗？在各种社会相关配套制度没有建立之前，这种产业化只能带来垄断以及乱收费现象的丛生。其次，中国的国 有大中型企业仍然实行以中低工资的政策，教育产业化，是对他们福利的一种剥夺，在这种福利没有货币化之前，这只能算是 对他们的盘剥，也是不合理的。再次，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的富裕化程度主要还是体现在沿海开放地带以及大中城市的相对一 部分人身上。这种富裕的脆弱性是显而易见的。教育产业化，在变相的成为收费商业化，收费高企化之后，只会加速这种脆弱 性，拉大中国的贫富差距，无助于构建和谐社会，而不会真正意义上实现启动内需的目的。

　　楼春雨教授还指出，教育产业化所催生的上大学分数不够钱来凑，加收数万元的降分费，还有优先选“热门”专业的 “赞助费”这样的丑恶现象将优秀但家庭贫困的学生拒之门外，降低了教育的整体质量，这不仅无法体现出教育的公正原则， 而且这一使人才结构恶化的硬伤必将成为制约中国未来发展的瓶径。所以，取消产业化是国家必须正视的问题。

　　说到底，最根本的解决方式在于国家对教育领域的投入。目前我国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只占GDP的3.28%，低于 世界各国平均水平5.1%。按中国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水平计算，提升一个百分点意味着增加一千多亿教育经费，而这一千 多亿，则意味着无数家庭能够得到求学的机会。而这，在更深远的意义上，是关乎国运民祉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