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公里防线保重庆(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8月18日04:32 重庆晚报

　　记者陈国栋/文图

　　1940年6月，日寇自占领宜昌始，一直窥视重庆，企图摧毁中国战时首都。尽管日寇在1941年至1942年间横扫东南亚，1944年豫湘桂战役中长驱直入重庆“南大门”——贵阳独山，但占领重庆的阴谋最终无限期流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在于重庆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及国民政府的严防死守。

　　重庆，西望青藏高原，北屏秦岭巴山，东据长江三峡天险，南衔云贵高原，既享天府国膏腴之利，又凭环山近水之险。国民政府1937年迁都重庆，也正是相中此点。

　　这次迁都，改写了重庆的外围防护史。从此后，重庆层层设防，随时准备迎击来犯之敌：除桂林、天水（汉中）两个行营拱卫重庆外，北面依大巴山脉，沿川陕边境的广元、碧口、宁羌及城口、万源一带设置长达800公里的防线，并派重兵把守；东面，长江上游江防（总）司令部在宜昌至万县段各个险要地点设置炮台，布置水雷与障碍，防止日军溯江而上；为应付日本空军陆战队，重庆外围郊区大量构筑大炮、火炮和高射机枪阵地。

　　如今，抗战时期重庆许多军事外防遗址已难觅踪影，但战时正是凭此，构筑起战时首都的金汤城池。八年抗战，重庆因此岿然不动。川北急修防线驱外敌

　　“过去人们常说：四川，四川，四面是山，飞机飞不进，炮弹打不穿。重庆城也是如此，三面环江，群山环抱，只有西部与陆地相连。城区、江北、巴县既各自独立，又互为犄角，易守难攻。”重庆市档案馆编研处处长，副研究馆员唐润明称。

　　仅凭天险还不够。当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在外防上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撤销原来的西安、广西、重庆三行营，另组桂林、天水两行营，以确保重庆南北面安全。正是在这两个行营的统领下，孙连仲、朱德、卢汉等率领的60个军145个师在南北战场先后组织了三次长沙会战、鄂西会战、桂南战役、中条山战役等一系列战事，阻止了日军沿山西—陕西—四川及广东—广西—贵州—四川两线接近重庆。

　　险要的地形加上两个行营的拱卫，重庆应当说相对安全。但蒋介石并不满足，继续在川北、川东地区设防，派重兵把守。“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蒋介石是受了当年蒙军入川的启示。”

　　时光倒退770年，外族铁骑同样想征服这片富足的巴蜀之地。南宋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蒙古骑兵分两路攻宋，东路下襄阳，西路出四川。次年，蒙军从陕西大举入蜀，然后沿江东横扫四川全境。最后，只有夔州、泸州、南充、合川等少数州县尚存。

　　“历代战争中，外族入侵往往由北至南，突破中原，然后长驱直入。蒋介石为避免重蹈覆辙，不但投入近70个师将日军引至东面的上海进行淞沪会战，还在川北陕南海拔高达3000多米的大巴山及川东长江沿线设防，阻止日军入川。”唐润明称。

　　1938年9月，军政部会同川康绥靖公署，调集7个工兵旅（每旅3894人）、民工25700名，历时一年在川陕边境的广元、碧口、宁羌、城口及万源一带设置了一条横亘东西的800公里防线。军政部、军令部联合组织视察团检查后，认为工事“工程坚固、位置适当”。整个防线由56军（缺492旅）、95军新9师和41军123师（缺369旅）防务，牢牢扼守住川北大门。川东炮台水雷筑江防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1940年6月，重庆“东大门”——宜昌沦陷，重庆告急。“日军极可能溯江而上，继而占领万县、重庆。为此，长江上游防务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

　　军事委员会在1936年初设立的“江防要塞建筑委员会”基础上，增设“宜万要塞守备部”，由国民党88师参谋长李端浩任指挥官，率领部下在宜昌至重庆诸要塞构筑工事拒敌。

　　1939年1月1日，军事委员会鉴于长江防务的重要，又在宜昌设立了“长江上游江防司令部”，由94军军长郭忏任司令，下辖94军3个师、75军4个师及海军舰队等。11月5日,“司令部”改为“总司令部”，长官由第9集团军总司令吴奇伟担任。

　　“无论是郭忏还是吴奇伟，都十分重视各个要塞的建筑与防卫，并在各险要地点设置炮台，遣重兵把守。此外，还在易攻难守的水域布置水雷，设置障碍。”据不完全统计，1936年到1945年，长江上游江防（总）司令部与敌人进行大小战斗230余次，我方死伤62193人，敌方死伤44349人。

　　正是这种顽强的坚守，让日军望三峡而却步。上空高炮布网射倭寇

　　据说日军占领宜昌期间，频频演练跳伞，一如希特勒在欧洲战场使用空军陆战队前的演习。

　　“这种异常情况，立即引起军事当局的重视。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将日本空军陆战队视为重要假想敌，除修筑大量碉堡、掩体、战壕外，还加紧构筑各种火炮、高射机枪阵地。”唐润明告诉记者，到1942年初，重庆外围已建成各种堡垒、高射机枪、高射炮阵地5000余座，交通壕60559米，散兵坑8674个，形成一个能较充分发挥步兵、炮兵、高射炮部队协同作战能力的防御系统。

　　当局规定，战争来临时，重庆卫戍总司令在卫戍区内有权指挥调遣所有武装部队。“当时，江北、巴县、垫江、涪陵、长寿、南川、綦江、合川、铜梁、璧山、永川、江津等在卫戍区内。只要鬼子敢进重庆，我们非跟他拼命不可。”黄埔老人何宏钧说。

　　何宏钧，四川山台人，现年87岁，重庆市政府参事。1944年初，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办公室少校参谋。

　　“日本空军陆战队一踏上重庆的土地，肯定是‘菜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何宏钧说，“我们那时没有坦克，没有尖端武器，高射炮少得可怜，但步枪机枪可不缺。万不得已，我们将和鬼子拼刺刀。我们誓死保卫重庆，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何宏钧告诉记者，当时国民党内部个别军官心存侥幸，猜测日军的地面部队可能不会打到重庆，便生了贪念，将重庆主城及外围各县市国防款私吞，使防御工事的数量质量大打折扣。1944年上半年，蒋介石到第一警备区（现重庆主城及江北县、巴县）视察，发现不少工程计划没有实施，已建成的工事大多数质量也不高，就把负责防务的97军军长李明灏找来大骂一通。李诉苦说，上面虽然拨了巨额工程款，但最后到自己手里时只剩下很少一部分，没钱买材料。言外之意，重庆卫戍总司令刘峙从中做了手脚。因刘峙是军政部长何应钦的心腹，蒋介石又把何应钦训了一顿。几个月后，在一次大的人事任免中，李明灏成了替罪羊，被免去职务。随后国民政府再下拨的国防款，极少有人染指。“这说明当时国民政府的确是花了大力气来防守重庆。”

　　八年抗战中，重庆的国防工事不断在修筑加固，武装部队不断在壮大。“日军空军陆战队从不敢登陆重庆。直到抗战胜利，那些防守工事都只是一种摆设。”何宏钧笑说。评价重庆外防功不可没

　　在采访中，不少人坚持认为当年重庆的设防，不过是国民政府的一种消极防御，与国民政府其他战场上一些蹩足的防守几乎没两样。

　　“消极防御一说，我不敢苟同。”唐润明认为，对重庆外围设防应当客观评价，“大量的军事计划以及防御工事，因日军不敢贸然进犯而未得到实施与使用。因此，后人不能检视其中的缺陷，更不知晓它们作用于战争的实际效果。但当时各级军事机关为防卫重庆所作出的种种努力，应给予肯定。”

　　唐润明认为，重庆当时是战时中国首都，又是同盟国远东战场指挥中心所在地，其防守的地位和意义远非其它常规战场所能比拟。“被国民政府视为‘最安全的敌后抗战根据地’的重庆若失守，中国抗战难度将迅速增大。重庆沦陷，将沉重打击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取胜信心，二战的格局有可能被改变。”

　　当时民生凋弊的中华民族，为了不当亡国奴，举全国之力死守重庆，既可以说是一种本能反应，也可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不管如何，重庆外防取得了实质性效果，赢得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双赢。”唐润明说。

　　网络编辑：李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