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影可堪比刀剑 中国电影界抗战运动扫描

　　电影《地道战》海报

　　新华网北京8月18日电（记者陈菲）《保卫我们的土地》《中华儿女》《塞上风云》《还我故乡》……抗日战争期间，一部部优秀的抗战电影如同一阵阵激越的鼓角，激发起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和抗战斗志。

　　1938年初，夏衍、田汉、阳翰笙、洪深、蔡楚生、赵丹等电影人士成立了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尽管由于经费紧张、胶片短缺、空袭频繁和经常停电等客观原因，电影在出品数量、拍摄进度和技术质量上都受到较为明显的制约，但这并没有妨碍爱国影人以‘一寸胶片、一粒炮弹’的精神实践‘电影抗战’的明确主张。”长期从事电影研究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贾磊磊对记者说。

　　中国抗战电影在这样一个特殊艰苦的条件下诞生发展，在短短的八年时间里，拍摄出大量优秀影片。这些电影以其独特的表现方式，揭露侵略者的暴行、讴歌各阶层人民的抵抗、赞美前方将士的英勇，表现了中国人民团结抗日的英勇行为和精神风貌，鼓舞了无数中华儿女为抗战胜利奋勇前进。

　　当时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以相当快捷的速度拍摄完成了战时第一部故事片《保卫我们的土地》。影片中的人物喊出：“假如现在我们不起来和敌人拼命，我们的土地将来也会有那么一天，我们亲手杀的是我们的骨肉，我们的同胞。”表达了当时广大人民要求一致抗日的民族愿望。

　　在8年艰苦卓绝的岁月中，大后方的抗战影人一共拍摄完成了19部故事片（其中两部未完成）和近百部包括新闻片、纪录片、标语卡通片、歌曲演唱片在内的抗战宣传影片，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和革命斗志起到了重要的鼓动宣传作用。

　　“由于城镇影院大多遭到敌人炮火的轰毁，更由于战争的特殊需要，这些影片大多以巡回放映的形式与观众见面。而正是这种不同于战前的放映形式，使得抗战电影与最为广大的观众群体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关系。”贾磊磊说。

　　据记载，当时在距敌人只有几里之遥的前线和农村，往往一边是不时传来的枪炮声，一边则是多达数万的士兵和农民观众随着影片剧情的发展“向着银幕发出雷样的吼声、掌声或喝彩声”。不仅如此，在电影散场之后，还常常出现伤兵立刻要求重返前线、农民自动服兵役的动人情景。

　　此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电影事业也在烽火中萌芽。抗战爆发后，徐肖冰、袁牧之、吴印咸等曾经活跃在战前上海影坛的电影人，先后辗转抵达延安。1938年秋，八路军总政治部成立了“延安电影团”，最初只有两台手提摄影机和数千尺胶片，但创作人员克服困难，土法上马，摄制了《延安和八路军》《南泥湾》等一批反映根据地政治、军事及日常生活的纪录片，为历史保存了足资记忆的珍贵瞬间。

　　“表达对侵略者暴行的极大义愤并不是这些影片的唯一题旨，对于创作者们来说，他们更为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将义愤化作激情，呼喊出团结一致御敌复仇的强烈声音。”贾磊磊说。

　　历时8年的抗日战争赢得了全世界各国进步国际友人和正义者的同情与支持。国际电影界也同各国进步友人一样，时刻关注着和期待着中国人民抗战的每一步进程。

　　1938年1月，“荷兰电影同盟”纪录片电影大师约里斯·伊文思踏上了战火纷飞的华夏大地，他的第一组镜头，就对准了日寇侵略军在台儿庄灭绝人性的暴行。在汉口他拍摄了保卫武汉的献金运动、抗战将士纪念碑奠基典礼、郭沫若在群众大会上的演说等镜头。在八路军办事处，他拍摄了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叶剑英等开会的情景。归国后，伊文思根据拍摄素材编辑完成了纪录片《四万万人民》，向全世界人民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斗争生活。片子一经出品，即刻在美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等国受到欢迎。

　　“这些电影友好人士，来到中国拍摄抗战实况，不但反映了全世界爱好自由和平的人民对民族解放正义斗争事业的支持与同情，而且还对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从宣传及道义方面给予了积极肯定，同时也促进了中国人民抗战事业的深入发展。”贾磊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