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肉长城：喜峰口战役

　　前线

　　喜峰口战役

　　古老蜿蜒的长城见证了中华民族无数次抵御侵略的历史，“九·一八”事变后，长城眼睁睁看着侵略者的铁蹄又一次踏过了自己的身躯。

　　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无论是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十九路军，还是在1933年初长城喜峰口抗战的大刀队，军备落后的中国军人用血肉之躯筑成了保卫国家的新的长城。

　　父亲殉国时嘱托“不许哭”

　　专访威震喜峰口战役、为保卫北平战死卢沟桥的第29军132师师长赵登禹的女儿赵学芬

　　1933年，赵登禹率部参加长城喜峰口抗战，毙敌五千余，旋因战功升任第132师师长。“七·七事变”后，赵登禹率军守卫北平南苑。1937年7月28日，日军向北平郊区发动进攻，与中国守军展开激战，赵登禹右臂中弹负伤。在率部向城南大红门转移时被日军包围，赵登禹被日军伏兵击中胸部，壮烈殉国，时年39岁，而赵学芬那年只有两岁。

　　儿时父亲给我们做军装

　　让一个已过古稀的老人去回忆她2岁时发生的事情，似乎有些不切实际。可赵学芬说，父亲这一生留给她最直接的记忆只有这短短两年，她怎能不记得？但其实记得也并不多了，也正是因为这样，她才在成人之后开始遍寻关于父亲的资料。

　　“他在喜峰口打日军的时候，还没有我，他牺牲的时候，我两岁。父亲是个有大孝有大爱的人。他孝的是老母、爱的是祖国。”

　　关于父亲的累累战功，对于当时年纪尚小的赵学芬来说，只是抽象的人物简介。“我只知道他是父亲，他穿军装，他一有时间就会带着我和哥哥玩，对我们很亲……”但有一件事让赵学芬记忆颇深。“我还不到两岁的时候，父亲曾经给我和哥哥每人做了一套军装。有小衣服、小裤子，还有小军帽和军鞋，他给我们穿起来，从镜子里看到我们的样子时，他笑得什么似的……想来那时候父亲就想让我们继承他的战斗传统吧！”可惜的是，这套一针一线缝满父爱的小军服在后来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不知所踪。

　　为父亲唱曲“大刀歌”

　　赵学芬现在是民革中央抗日合唱队的一员，“七·七事变”纪念日前夕，这支合唱队来到当年喜峰口战役的遗址演唱抗日歌曲。为了缅怀父亲，虽然喜峰口赵学芬已经去过多次，但站在那里唱这首专门写给父亲所率大刀队的歌时感觉却分外不同。“站在那里，想象着父亲当年也许就站在这里杀过敌人，眼前就好像就出现了当年战斗的情景，耳边也响起了大刀砍向敌人时的呼呼风声……那次唱得特别来劲！”

　　提到赵登禹的确不能不提喜峰口。这一役不仅是“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军队给予日军最大的一次打击，更让赵登禹所率的大刀队一举成名。

　　这次战役还给赵登禹留下了一条伤腿，在赵学芬后期找到的一张照片上，我们看到了小腿缠着纱布，却依旧昂首挺胸保持军人英挺的赵登禹。他在受伤后这样说，“腿部受伤是小纪念，战死沙场是大纪念。”赵学芬没有想到的是，那个“大纪念”来得那么突然。

　　爱国是刻在我们心上的字

　　“‘七·七事变’时，家里已经从山东老家搬到北平城里了，父亲带兵驻守在卢沟桥，那时，母亲腹中正怀着我妹妹……”父亲的离去始终是赵学芬心中最深的伤，碰一下就疼。“我太小了，只知道‘找爸爸’呢。”

　　对于赵登禹牺牲当日情景的描述，最让人心折的无疑是这段：“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日军总攻北平。在南苑背城一战的赵登禹身中数弹，仍挺身力战，双腿被炸断。从昏迷中苏醒的赵登禹对随员说：‘我不会好了，军人战死沙场原是本分，没什么悲伤的，只是老母年事已高，受不了惊慌。回去告诉她老人家，忠孝不能两全，她儿子为国而死，也算对得起祖宗……’话音未尽便停止呼吸，终年三十九岁。”

　　消息很快传到赵家，尽管赵登禹曾有让家人“不要哭”的嘱托，但凄凉震天的哭声还是从赵家宅院里传出。“再看到父亲，已是几个月后，在卢沟桥旁的龙泉寺里，重重棺椁里躺着的，是寺里僧人偷偷从战场上背回的父亲的遗体。母亲是一下就哭倒在棺椁前了，而我，还什么也不懂呢……”

　　赵登禹牺牲后，赵家老小拖儿带口地开始了流亡生涯，直至解放后才在政府的关怀下回到北京，而父亲的遗骨，也被葬在了卢沟桥边。

　　“每年清明、‘七七’，我都会去看父亲。”对她来说，父亲的形象永远是留在模糊记忆和清晰照片里的那个英挺勇敢的军人，他没能用自己的身体守护着自己的儿女长大成人，却用自己的精神一路影响着他们。“父亲是我们最大的骄傲，是父亲把爱国两个字刻在了我们的心上，终生不忘。”

　　受 访 者：赵学芬，抗日名将赵登禹二女儿，现为民革中央妇女委员会委员

　　采访地点：北京马甸裕中西里，赵学芬家中

　　采访时间：2005年7月27日

　　踏访今日喜峰口

　　1933年3月，一路猖狂的日本侵略军突然在他们自己的报纸上看到了这样一条消息——“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60年来未有之侮辱”，同时，中国的报纸也登出一条令人振奋的消息——“第29军喜峰口大捷，歼敌5000！”

　　喜峰口，位于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北部境内，自古为长城交通要冲，雄关险要，易守难攻，乃兵家必争之地。

　　从北京到喜峰口不到300公里，但因没有直通高速路，只能走乡间公路。7月30日早8点，记者乘车从北京出发，其间换乘火车、中巴、出租，才终于于下午3时左右到达喜峰口，因1979年修潘家口水库而卧于碧波之下的长城关隘进入视野。

　　车入喜峰口境内时，远远已见燕山山巅一座座烽火台威严挺立、古长城蜿蜒而下，本以为很快就能得见喜峰口的真容，可是司机一句“还有很远，在山的那边，要走山路”的话却让记者领略了路途的艰险。喜峰口明明就在眼前，却怎么走，也近不了身。

　　在喜峰口一役中，29军损伤不小，在喜峰口附近的铁门关就立着一座公墓，墓碑上书“29军阵亡烈士公墓”，在这座公墓里，安葬着36麻袋喜峰口战役中阵亡将士无法辨认的尸骨。但大刀队也吓破了日军的胆，从那以后，日军特别打制了铁项圈套在脖颈之上。

　　在当地老乡指引下，记者绕道进山，喜峰口终于在一片烟波浩淼中出现在面前。当年交通要道已成一湾碧水，昔日雄关关城如灯塔般浮出水面，水下长城蜿蜒出水与山坡上长城相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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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淞沪抗战重创日军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企图侵占上海作为继续侵略中国的基地。1932年1月28日夜间，日本侵略军由租界向闸北一带进攻，驻守上海的19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奋起抵抗，开始了淞沪抗战。淞沪抗战在上海军民的英勇斗争下，坚持了一个多月，使日本侵略者受到沉重打击，死伤1万余人，四度更换司令。由于国民党政府坚持不抵抗政策，破坏淞沪抗战，19路军被迫撤离上海。在英、美、法等国调停下，国民党政府和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

　　工人义勇军参战记

　　在上海，随便问起固本牌肥皂，几乎无人不知；在肇嘉浜路上，随便问起项茂松，几乎无人不晓。

　　曾做过学徒的项茂松，1900年任上海中英药房会计及汉口分店经理，1911年任上海五洲药房经理。1921年五洲药房盘进固本皂厂，改名为五洲固本皂药厂，是中国西药业设厂自制药械之先驱。

　　“九·一八”事变后，项茂松参加抗日救国会，组织五洲的工人编成抗日义勇军一营，自任营长，聘请交通大学军事教官阮晓军来到厂里，每天工后训练一小时，为抗战作准备。

　　1932年1月28日，日本人向上海发起攻击，“一·二八事变”爆发。傍晚时，有日军的伤兵车辆驶过北四川路的五洲药房第二支店时，受到枪击。第二天上午，日军闯入店中搜查发现藏有义勇军制服，就逮捕了11名店员。

　　项茂松闻讯后当即展开营救。30日下午，项茂松再去营救店员时，由于日军已查明他是抗日委员会成员、义勇军营长，店中藏军服，遂被日军逮捕。日军司令官审问时，项茂松威武不屈地说：“杀便杀，中国人不爱中国爱什么？！”随后即被杀害，11名店员也同时遇难。这一天是1932年1月31日，五洲厂、店全体员工为了纪念这个义勇军殉难日，在店徽、厂徽上加刻“131”字样，并把试制出的牙膏也用“131”作为